李鸿章爱国吗？

Answer 1

　　我的观点是：李鸿章其实也是爱国的。但他是以另一种方式爱国的。从结果来看，如果不说他更爱国，也应说他比义和团更对国家有贡献。

　　电视剧《走向共和》对李鸿章曾有新的刻画，但更全面、更真实、更深入地反映李鸿章本来面貌的，是今年四月发表于《南方周末》的王树增先生的文章《李鸿章之死》。简要归纳该文的叙述，说李鸿章爱国，有以下诸点佐证：

　　一是李鸿章对国家现状和前途有更清醒、更开放、更切实的认识。在晚清内忧外患、政治腐败、经济落后、积贫积弱的时代背景下，李鸿章主张“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表示：在某种意义上讲，大清国已经没有绝对封闭的国防。西方势力不但在文化上侵蚀着中国，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侵占中国的野心，其手段是“一国生事，多国构煽”，列强的“友好”和“野心”从来都是搀杂在一起的，大清国对此必须保持警惕。世界发展至今日，一国已不可能关闭国门而安然生存。大清国如果打开国门参与世界商品经济的往来，不但可以富强自己，而且因为贸易是双边的，等于也就制约了别人，这样的制约甚至强过武力，整个地球便可“胥聚于中国”。王树增先生感叹：“持有这样的认识，不但在百年前的中国可谓凤毛麟角，即使是在当代中国也可属振聋发聩之声。”

　　在对外开放中，李鸿章坚持开放与主权并重。李鸿章访问美国，答记者问时说：清国政府非常高兴地欢迎任何资本到我国投资……必须邀请欧美资本进入清国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企业，帮助清国人民开发利用本国丰富的自然资源。但这些企业的自主权应掌握在清国政府手中。我们欢迎你们来华投资，资金和技工由你们提供。但是，对于铁路、电讯等事务，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这不可谓不前瞻。

　　李鸿章对言论自由也有前瞻的见解。在同一场合回答记者问时，他竟说出：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这些话，在李鸿章去世一百多年后，读来也觉震撼。

　　二是李鸿章是对中国近代化产生了至关重要影响的洋务运动的中坚和领袖之一。由于李鸿章的主持和参与，洋务派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第一条电报电缆线。李鸿章为大清国近代化所奠基的所有事业，令他身后的国人一直在受益

　　三是当国家危亡之际，李鸿章有独立于众人的见解和甚至大逆不道的勇敢行为，保护了中国的根本利益。如他当甲午海战前，朝野皆谓日本国小不足畏，故全国主战，唯独李鸿章深知其强盛，而中国海军费用支绌，都被慈禧太后挪用修颐和园，自1889年以来，海军未添新舰，未置新炮，连弹药也多是过期、不合格、不配套的产品，设备也多不完全，“逆料中国海陆军皆不可恃，故宁忍诟言和。朝臣争劾鸿章误国，枢臣日责鸿章，乃不得已而备战。”结果甲午一战，自称世界第六的中国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浩浩大清国败于一个弹丸小国，令自认为是“天朝中心”的国人举国愕然。虽然李鸿章的个人意见即使被采纳，并不能消解日本的狼子野心，但起码不会招致如此大的损失。

　　又如1900年6月，八国联军攻入天津，进兵北京。危在旦夕的清朝廷的电报一封接一封地到达南方，要求各省封疆大臣率兵北上共同灭洋。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深知国家忧患日深，军力积弱日久，“若不量力而轻于一试，恐数千年文物之邦，从此已矣”。这位大清国两广总督对朝廷“北上勤王”的圣旨的回答是：“此乱命也，粤不奉诏。”王树增先生说：“这也许是上一个世纪之交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话，它标志着在封建帝国内具有近代政治意识的官员，第一次在国家政治事务中显示出鲜明的独立性和抗争性。”在李鸿章的榜样下，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四川总督奎俊等确定了共同抗旨以求东南互保的原则。虽然在以后很长时期内这些人无不被国人痛斥为一群“出卖民族利益的无耻之徒”，但在1900年的庚子巨祸中毕竟是他们确保了大清国南方半壁江山的稳定。

　　四是李鸿章多次在国家出现存亡危机时，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思想境界，出面收拾残局，与外国列强谈判，忍辱负重，利用他个人的智慧和才能，为中国争得了在当时条件下的最大利益。

　　甲午战败，李鸿章去日本议和。李鸿章在日本马关被一名刺客击中，子弹卡在他左眼下的骨头缝里，没有医生敢在这个位置下手术刀，李鸿章给朝廷的电报只有六个字：“伤处疼，弹难出。”面对日本人割让辽东、台湾、澎湖，赔款军费3亿两白银的“要价”，在朝廷模棱两可的“着鸿章酌量办理”的态度下，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唇枪舌剑，并以自己的被刺逼迫日本宣布停战，削减战争赔款1亿两，最后两害取其轻，毅然签署了《马关条约》。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朝廷仓惶西逃，无奈又请李鸿章从广东回京与侵略者谈判。李鸿章不顾家人劝阻，以老病垂死之身与列强周旋，折冲尊俎，力排众议，在保全国家体制的前提下，与列强签署了《辛丑条约》。条约甫定，他便吐血去世。

　　王树增先生说：“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1895年4月，带着《马关条约》草约和脸上的绷带回国的李鸿章，发现他成了举国的“公敌”：朝廷斥责他办事不力，官员说他丧权辱国，民间暗示他拿了日本人的银子，更有人公开声明要不惜一切杀掉他以雪“心头奇耻大辱”。他因此被割去实职。

　　中国人在上一个世纪之交那段悲伤的日子里，终于揪出了一个“罪魁祸首”，让国人因为遭受屈辱而积淀的愤恨在怒斥李鸿章的过程中得到宣泄。

　　我之所以用这么大的篇幅引用并归纳李鸿章的事迹，其实是要表达这样一个看法：在上一个世纪之交的时代，国家落后必然挨打，打则必输，输则必割地赔款，割地赔款必有条约签署人。李鸿章就是这个代表落后国家必然命运的一个人格化象征。然而如果不是李鸿章而是他人担任这个人格化象征，中国输得会更多。由此引申的一个看法是，即使都是爱国，我们也更应该从结果而不是动机上判断谁对国家的命运前途更有益些。

　　当然，说李鸿章“爱国”，并不是说李是个道德君子，也不是说他没有过失误，被西太后称为“老成谋国”的他，也屡有失败之笔，比如他曾想联合沙俄共同对付日本，结果是中了沙俄的诡计。从历史必然性看，李鸿章爱的国，也只能是“大清国”，即一个腐朽的封建帝国。但我们这里讨论的是“爱国”而不是道德评判，因此也就不展开对李鸿章其人的全面评价。

Answer 2

李中堂是爱国的，但当时清朝无力回天。他自己都说他是裱糊匠，他对国家忠心是绝对不容怀疑。当年马关条约日本最开始是狮子大开口，当时朝廷被吓破胆急着要李中堂签字。但李中堂顶住朝廷和日本人的压力，把条款一压再压去掉了不少过份条款。签完后日本不闹了，但朝廷没种担当卖国骂名，就把责任全推到李中堂身上。

Answer 3

我想他也是爱国的，只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表现罢了

Answer 4

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是放到他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看才有意义，不能以我们现在代人的价值观去评价他。
对于李鸿章我认为只能说他对清朝尽心了，但他由于受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很多事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做得并不好。所以对于他的评价并不能以爱不爱国来判定

Answer 5

曾国藩、李鸿章同俾斯麦的的区别在于：乱世补天，逆流挺经

他们是中国儒学结出的最灿烂最悲壮的果实

清末民国的混乱在于国势衰弱后的国民集体性疯狂，但这是绝对不能说的理由，所以只能让置身于外又胆敢出来干实事的他们背黑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