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的高级知识分子：每人每月获肉四斤、白糖二斤、鸡蛋三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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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无疑是一个民族的脊梁，从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足以窥见这一时代的风骨。我们印象中，上世纪的知识分子，大抵是戴着丝框眼镜，身着中山装，过着粗茶淡饭的清苦日子，精瘦的身板却有令人震慑的能量。

这一方面是来源于人们的固有印象，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和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距离太远，难以看清全貌。我们就从一些史料，来看看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是否真如我们想象中的那样清苦。

从时间线上来看，抗战前高级知识分子如北京大学校长校长蔡元培， 月薪六百大洋 （折算为建国后人民币1500元），就当时的物价水平而言， 五口之家平均每年开销一百大洋便可维持基本生活 。

而建国后至1955年，北京大学教授的最高工资仅为人民币253元，相当于是抗战前的六分之一左右。或许有人会问，这是否意味着国家不重视知识分子呢？恰恰相反。

经受了战争的摧残，新生中国的经济、科学、教育、文化领域正在慢慢复苏， 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对于一个新生国家来说不言而喻 。

为此，政府特地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对于知识分子从待遇等方面反映的"六不"现象，党内给予了极高的重视，并从思想形态上将知识分子划入了工人阶级。这也就 催生了1956年的知识分子工资改革 。

而在1956年工资改革提高知识分子待遇之后，高等学校教职人员最低工资是51.5元，中学教学人员最低工资37元，小学教学人员最低工资23元。

城市居民在当年，每人每月的生活开支大约为9元左右，医疗和住房免费，不像如今，减去生活开支还要还车贷、房贷等等。所以即便是小学教学人员拿着最低级别的工资，用来生活还是绰绰有余的。

再看看 教授最高级别的工资345元 ，这已经相当于省委书记的工资，平均算下来，单论教授的工资应该在200元左右，相当于一个市委书记的工资。

除了工资， 1956年后的知识分子还能享有更多的福利 。学校方面，如清华给教授、副教授以及学校的主要行政干部等，共137人发优待证，凭证可优先去食堂买饭、理发、在校内看电影，子女能够优先送进保育所，学校的合作社还实行定时送货和电话预约，安排专门的保健大夫，去负责教授的保健工作。

更优越的是，还专门在教授住宅区腾空了一所房子，供教授备课使用，还新设了一个可容纳200人的"教师专用阅览室"，室内有各种技术科学书籍和俄、英、德、法、日文的百科全书。

在国家方面，对高级知识分子一级人员，每人每月供应肉四斤，白糖二斤，甲级烟两条，鸡蛋三斤；对于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二、三级人员，每人每月供应肉二斤、白糖二斤，甲级烟两条，鸡蛋两斤。

如何评定级别呢？

第一点 评定标准是最重要最核心的学术水平 ，需要待评定人的学术水平在全国范围内有一定影响力；第二点则是在专业领域中，待评定人需要 获得领域相关专家们的公认 。

在那个百废待兴，物质匮乏的年代，这样的工资待遇足以说明 社会 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和关心。

不仅仅是那一时代的知识分子清苦，我们能回想起来的古今知识分子们，大多都是省吃俭用，艰苦朴素的面貌。 勤俭、节约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刻在了这些知识分子们的脑海里，使他们足以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

身为北大副校长的 季羡林 ， 吃穿用度极力从简 ，一日三餐基本上是素菜，衣服一穿就是十年八年，生活用品更是只要能用，便绝对不丢。

清华大学终身校长梅贻琦，平素便清贫朴素，家庭状况困难的时候，甚至不得不将家里的衣服和日用品变卖来维持生计，晚年去世时没有什么财产，只有手提包里的清华历年账单。

工资待遇如此丰厚，平日里又勤俭节约，那么这些高级知识分子的钱花在哪里了呢？

就拿季羡林说吧，季羡林的工资只有少部分用于日常的开销，其余的部分都用在了接济亲人和建设学校上，颇有 "达则兼济天下" 的风范。

且不论北宋范仲淹断齑划粥，即便是放在当代，省吃俭用，建设家乡的佳话也时有传诵。可见，无论在什么年代，知识分子们总是怀抱着家国情怀，严于律己。

除了知识分子们本身的思想道德修养高以外， 领袖的带头作用也功不可没 。

伟人一件睡衣缝缝补补37次、总理一双布鞋磨穿三次的故事想必大家都已耳熟能详了，遥想当年，全党上下无一不以艰苦奋斗为纲领，拧成了一股绳，全身心投入到了国家建设当中。

受到如此氛围的感染，许多从海外归国，加入国家建设队伍的侨胞对自己也严格要求起来，和归国前在异国他乡过上的颇有情调的"小资"生活作别了。

国内的整风与思想改造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知识分子们，特别是从海外归国的知识分子们 提升思想意识形态 。尽管后期运动逐渐走向不妙的境地，但仍然不能否定运动初期的作用。

所以，五十年代时的知识分子真的如人们印象中的那般清苦吗？并非如此。从工资待遇上来说，那一时代的知识分子解决日常开销绰绰有余，甚至还能攒下一些积蓄，称不上"苦"。只是，他们心中不只有自己的小家，还有千万人的家。

吃穿用度的极度自律 ，是为了能够接济他人，能够再为新生的国家分一些忧。有人说，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是一个"浪漫"的时代，尽管物质条件在经历了战争后仍然匮乏， 精神层面的富足让现如今许多知识分子都怀念无比 。

那一时代知识分子的风貌和精神面貌，现如今已很难重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