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传基础知识|霍尔与编码与解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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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

当代文化研究之父、英国社会学教授、文化理论家、媒体理论家、文化研究批评家、思想家。其编码和解码的讨论，对于英国的媒介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他开创了受众研究的传统。

斯图亚特·霍尔是英国文化研究的杰出代表人之一。曾任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主任。霍尔的文化研究成果颇丰，研究范围也较为广泛。终身致力于媒介和大众文化的研究。

在担任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第二任主任期间，霍尔率领“媒体小组”对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和传媒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文化理论著作迭出，先后发表《文化，传媒与“意识形态”效果》《解构“大众”笔记》《电视话语中的编码和解码》等著名文章。

二、编码与解码理论

《编码与解码》最初发表的特定语境是1973年9月在莱斯特大学召开的欧洲委员会“电视语言批判解读养成”主题对话会，原文标题为《电视话语中的编码与解码》( 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the television discourse ) 。1980年，霍尔对1973年版原文进行了大幅删改，以《编码/解码》 ( Encoding /decoding ) 为题，发表于第一本正式出版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研究手稿文集，这是该文自1973年诞生以来第一次以正式出版物形式发表。

其编码与解码理论强调的是，编码是人们的意识形态对于文化内容的复制，而解码则是把这种固化的意识形态进行再次的创造，有时甚至会进行反思与反抗。所以，他提出了受众的三种态度，即偏好式的、妥协式的和对抗式的解读。

 （一）编码——伪装、分裂和重新组合

任何信息在进入大众传播领域之前都必须先进行“编码”。首先，信息必须以某种符号的形式在传播领域中流通，因为“没有符码的操作就没有明白易懂的话语”；其次，“加工”就意味着材料的取舍，这就难以避免倾向性。事实上，它是一种有选择、有目的的加工，它所反映和表达的是新闻媒体所代表和希望促进的舆论。

霍尔用“伪装、分裂和重新组合”来描述媒体意识形态化过程。伪装，是将社会和经济体系的真实特性隐匿起来的过程。分裂是指社会的整体性分裂为孤立的无联系的部分，这些部分再接着以假想或误导的方式重新组合。传媒通过其过滤作用，把人们的视线集中到某些事件上，而使人们忽略另一些事物，霍尔称之为“选择性结构”（selective construct）。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符号权力受制于社会权力。传媒利用它的话语特权，生产另一套意义体系。

要指出的是，这一过程并不是“我们受媒体控制” 这么简单。霍尔强调，媒体的意识形态影响要微妙得多、复杂得多、矛盾得多。

 （二）解码——主导、协调与对抗

大众传播并不是单向的传达，而是双向互动，循环往复的过程。编码只是大众传播的一个环节，它是否在社会实践中收到预期的效果，还有赖于接收者的解码活动。解码是信息被阅读和理解的过程，一条信息正是通过解码而进入到社会实践的结构中，产生一定的意义效果和一系列“复杂的感知、认识、情感、意识形态或者行为结果”。

但是，编码与解码之间并没有构成一种“直接的同一性”，二者的符码并不是完全对称的。某一信息可以由不同的读者以各异的方式解码，编码过程具有多义性与复杂性。霍尔提出了三个“假想的立场” 来描述话语的各种解码过程。

1.主导一霸权立场

新闻传播者的理想的传播方式是“完全清晰的传播”，即受众在主导符码的范围内进行解码，对信息解读的过程方式完全符合编码时刻所设定的预期。但是，这种预期的实现要依赖于媒体的暗中操作，即用职业符码来置换主导符码。意识形态的再生产便是通过这一不为人知的操作得以实现。

2.协商式立场

在协调的看法内解码包含着相容因素与对抗因素的混合。相容因素使信息得以顺利地运行和传播，对抗因素则使它保留自己的独特权力。这是一个包容与抵制的双重运动，其效果使各种主导的规定与自身局部条件及团体地位相协调。

3.抵制式或对抗式立场

观众可能完全理解话语赋予的字面和内涵意义的曲折变化，但他/她不愿以主导符码所设定的方式来解读信息所指涉的意义，而是在某一个参照框架中将信息再次总体化。他/她以一种完全对抗的符码来操作，在这种情况下，接收者具备完全的自主意识，有意识地避免受传媒的操纵。

三、对“编码与解码理论”的评价

（一）意义

霍尔的论述改变了实证主义研究对信息传递者与受众关系的线性理解，认为意义不是传者 “传递”的，而是受众“生产”的。这种视角的转变不仅仅意味着发现了积极“生产”意义的受众，而且把受众纳入了主体间传播关系之中，揭示了阐释过程中所隐含的社会经济关系。意识形态被传送不等于被接受。霍尔模式强调了受众，把受众放到了传播过程的本原地位，使传媒的信息内容成为新的文化和社会研究资源，打开了受众研究之门。

（二）局限

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与解码理论，对于传播学研究来说影响巨大，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第一，对受众的研究没有深入。虽然霍尔和其他法兰克福学者相比，对受众的认识具有进步的意识。但是，他对受众的研究，只是到此为止。相对于后来的学者对受众的研究，比如约翰·费斯克的研究相对比，霍尔的研究稍显单薄。他只是指出了受众对媒介信息具有再生产的意义，但是，受众如何生产，并且生产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种种因素等等，霍尔没有进一步做出解释。

第二，关于编码者如何在霸权指涉和职业符码之间合理权衡，继而进一步进行符码操作等的问题上，霍尔自己也认为不能说清。

第三，霍尔对处于抵抗立场上的受众只停留在文本分析上。但“在话语层面寻找不同解读或抵抗的原因，是肤浅的、半途而废的；我们应当将抵抗的源泉一直追溯到受众的日常生活，受众之作为非受众的方面。”

第四，霍尔描绘的编解码图形，缺少关于解码者如何进行再生产的环节。他也曾反思过：“我原本想摆脱一些观点的出处，但是身处历史中的我们面对的也只能是散漫无序的话语。但是编码理论不是凭空出现的，我所描绘的图形并不完整，只能解释信息传播的上半部分。”这表明，对于解码者经过信息再创造，继而进入下一轮编码的运作这一环节，霍尔也不能清楚地辨明。

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感到迷茫和不解时，霍尔的编解码理论可以给予我们以指引。例如面对恶搞等文化现象时，我们不再一味的将其看成是低俗文化的代表形式了。因为，“恶搞”这种流行文化元素表面上是为了起到娱乐功能，但它往往具有深层社会意义，从而启迪人们深思。所以，不管流行文化的形式如何翻新，也不管媒介的形式多么丰富，针对某一个信息的传递，从编码到解码的环节中所涉及到的文化因素和现象，霍尔理论都能让我们透过表面，获得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