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明代内阁制度的事 ，谢谢大家，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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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 1

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废丞相，罢中书省，设“四辅官”，不久又罢。
十五年（公元1382年）仿宋代制度，置华盖殿、谨身殿、英武殿、文渊阁、东阁等大学士，为皇帝顾问。又置文华殿大学士以辅太子，品秩都是正五品。
明成祖即位后，特派解缙、胡广、杨荣等入午门值文渊阁，参预机务，称为内阁。
仁宗时，任用杨士奇、杨荣为华盖殿、谨身殿大学士，权力加重。
明世宗时，改华盖殿为中极殿，谨身殿为建极殿，将大学士的朝位班次，列在六部尚书之前，地位大大提高。
明代之内阁大学士虽无宰相之名，实有宰相之权。
明初在撤销中书省，废除丞相制度，改用四辅官而又证明不副职任之后，乃改用内阁制度以作为皇帝的辅政部门。

内阁本来并不是一个机关部门的名称。最早，朱元璋使用翰林院的学土、编修、检讨、修撰、侍读等所谓文学侍从官员来协助做一些文墨工作。具体职责是帮助皇帝阅看各机关送来的章奏和执行封驳的工作，根据皇帝的意图草拟处理意见等等。这些人并不能参与重大政务的研究，更不能独自处理什么问题，仅是由于他们经常在宫廷殿阁之内工作，随时听候皇帝的传呼差使，逐渐才被称为内阁学士或大学上。彼调来的人有的便被称为“入阁”。

初期内阁的职权完全不能和原有的中书省相比拟，内阁大学士更不同于丞相，当时规定，内阁大学士之下不得设置任何宫属僚佐，内阁大学士本人也不过是五品小官，仅能遵命办事，不得干预各机关的事务，不得参署诏令，更不得以部门或个人的名义发出任何指示命令，各机关奏事也不许关白内阁。可见，当时的内阁完全是一个辅助性的办事机构，所谓大学士也不过是一些与皇帝比较接近的文书工作人员而已。他们的职任仅是“详诸司奏启”，只能使用“翰林院兼平驳诸司文章事某官”的名义，可见纯是事务性的，而非政务性的职务。洪武时期的内阁及其大学士，“职卑位微”，“帝方自操咸柄，学士鲜所参决”。

朱元璋一反自秦以来将内侍人员逐步升格为正式朝官的做法，而是将已定型的国家机关和职官重新贬降为侍从。这样的模式曾经维持到他去世为止。其所以能勉强试行了十多年，主要是由于朱元璋本人具有着不同于其后代皇帝的优异条件，他“肇迹民间”，“备历艰难，饱谙物态”，作为创业开国之君享有极高的权威，又具有丰富的政治军事经验和才能，并且极勤于政事，所以能够以这样的体制推动当时国家机器的运转。但这是变局而非常局，可以适用于一时，而难垂诸久远。因为，由一个全能的至高无上的皇帝大权独揽，小权不放，事必躬亲地履行全部统治职能，事实上是绝难世代相承的。

到明成祖朱棣统治时期，内阁及其大学士的实际职权便已发生明显的实质性变化。朱棣采取一种渐进的过渡形式以修正其父手订的中央辅政体制。他在篡位胜利之后，立即在全国范围内精选了解缙、胡广、杨荣、杨士奇、胡俨、金幼孜、黄淮等七位年轻有才能的士人进入内阁，并对他们放手重用，在诸如有关和战、立储、用人、征调或蠲免赋役等重大军国政务上，都征求他们的意见，有意识地吸收他们参与论议国家的核心机密。终朱棣当政的永乐时期22年，内阁学士的品秩仍然是不高的，一直都不过是正五品的官阶，但实际上，他们经常能参与对重大政务的研讨，甚至对于六部的要政，也可以在御前进行更高层次的审议，以供皇帝参考。

到了洪熙（明仁宗朱高炽）、宣德（明宣宗朱瞻基）以后，情况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内阁的地位和作用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因为朱高炽和朱瞻基登位时，朱棣时期任用的内阁大学士如杨荣、杨士奇、杨溥等人都还在位，以前朝旧臣元老的地位和熟谙政务的身份辅政，年幼的皇帝不能不把很多政务交给内阁办理，内阁的权力就逐渐加重。及至正统（明英宗朱祁镇）以后的历届皇帝，差不多都是荒怠懒惰或宠信宦官的人，有人20余年不上朝办事，国家的日常事务更只能推给内阁办理。本来规定，内阁只能承旨办事，内阁大学士不过是备顾问的辅助人员，但事实上，他们逐渐担任了代替皇帝草拟诏令敕浩的工作，还负责起草批复奏章的“票拟”任务；本来规定，六部及其他国家机关均由皇帝直接领导，内阁大学士的品级和权力均远较六部尚卡低（原来规定内阁大学士为正五品官，尚书为正二品官），各单位有事不得关白内阁，但后期的大学士有些兼任尚书之职，有些还享有太保、太傅、少保、少傅等崇高政治称号，官阶又更定为正一品，六部尚书有事只好请示内阁大学士，又演变为实际上是内阁属吏的状况，基本上恢复了中书省统率六部的办法。在内阁大学士中又按地位高低顺序，分为首辅、次辅、群输，首辅“偃然汉唐宰辅，特不居丞相名耳”。在这种情况下，便相继出现了像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这样的“权相”。朱元璋关于永废丞相的规定事实上被完全破坏了。

内阁政治地位的明显提高，主要表现在掌有了“票拟”之权。所谓票拟，也叫做票旨、条旨，也就是说对于来自全国各方面的奏章，在送呈皇帝批示以前，由内阁学士“用小票墨书”，贴在各奏疏的对面上以进呈。这实际上就是代拟好“御批”的稿本，供皇帝采纳。在君主专制体制下，掌握代替皇帝起草批示的职权，其重要意义是可想而知的。所谓“代言之司”，所代表的乃是具有绝对权威的“皇言”。“各衙门章奏留送阁下票旨，事权所在，其势不得不重。”但是，内阁的“票拟”终究不过是给皇帝提供参考的初步意见，最后的拍板定案仍决定于皇帝的御批（当时叫做“批朱”）。内阁权力的有无及大小，内阁实际地位的高低，也主要表现在所拟“票拟”被采纳的程度上。洪熙、宣德时期，三杨所拟的“票拟”，万历前期，张居正所拟的“票拟”，差不多都转化为“批朱”的蓝本，阁权之重、阁职之隆，自不待言。但在正统以后，诸如成化、正德、隆庆、天启等朝的皇帝都特别宠信宦官，甚至将“批红”的大权也交给宦官头子代行，内阁的职权自必受宦官的钳制。实际上存在着内阁与司礼监双轨辅政的局面。明中叶以后，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等著名的大宦官，在他们得势时无不压抑和控制着内阁。

在大多数情况下，内阁的大学士从翰林院的侍读、侍讲学士、编修等人员中选用，天顺以后，“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已经成为制度。这是由于，翰林院上述职官多在各次科举考试上名次最高的一甲人员中选拔，翰林院被认为是集中了士人中的精英，又一向职司御前的重要文字工作，所以从翰林院中选拔人员进入内阁，就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据统计，明代曾任内阁大学士的共有161人，其中经殿试中进士的有157人，占96.3％；157人中又有131人经翰林院入阁，占大学士总数的80.03％。足见科举高第，入翰林，乃为进入内阁的主要途径。当然，这些本来并无实际领导军政工作经验、久在翰苑舞文的人，进入内阁之后能否有所展布，就要看各人不同的主客观情况和条件了。

伴随内阁制度的建立和职权的提高，历史上君权和相权的矛盾又在新的条件下有所表现。皇帝所要求于内阁及其大学士的，是不折不扣地承旨办事，绝不允许皇权旁落。而在当时，能否被选择入阁和能否受到宠信重用，又在于是否能忠忱地维护皇权和恭顺迎合，是否能胜任皇帝专制独裁的工具。故此，碌碌充位、但求持盈保泰的多，勇于任事的少。皇帝常因本人的爱憎而决定大学士的进退。自洪熙、宣德时期开始，曾在皇帝未登极前任过东官僚佐、藩邸长史、讲官等职，即与皇帝本人有过一定人事渊源的人，在入阁人员中占相当高的比重，诸如陈以勤、高拱、张居正、赵贞吉、朱国祚、袁宗皋等人均是。另外，有些人则是以精心迎合作为进身之阶的。例如，因武宗朱厚照无子，以兴献王世子朱厚熄入继，是为明世宗。他登位后，要求将自己的亲父尊为皇统，受到廷臣的反对，当此廷议沸腾之时，张璁、桂萼、方献夫等人揣摩逢迎，上疏主张“继统不继嗣”，引发出一场所谓“议大礼”的争论，张、桂、方等便因议礼有功，相继被以特旨宣召入阁。朱厚熄中年以后迷信道教，大搞玄修斋蘸，李春芳、严油、郭朴、袁炜、夏言、严嵩、徐阶等人均因精于撰写用以焚告上帝的“青词”，“以青词结主知”而先后入阁。这些人中绝大多数都是唯唯诺诺，备员充位，但求保住高官厚爵。相反，其中有少数人在入阁后希图有所作为，要求对日趋颓败的政局进行有效的整顿，希望“起衰振隳”，却被认为“威柄之操，几于震主”，如果一旦被怀疑是对皇帝有不忠不顺之处，往往便会被贬革，甚至下狱处死。嘉靖时期的夏言，崇祯时期的周廷儒，是被处死的两个有名的大学士。张居正是万历时期积极主持改革改制的封建政治家，但也在身后惨遭抄家之祸。由此说明，明代在设相废相之后建立起来的内阁制度，并没有成为在封建社会晚期与高度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政体完全适应的辅政体制。许多老矛盾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中国封建制辅政制度仍处在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之中。

参考资料：wangluo

Answer 2

明朝的内阁，成员是内阁大学士，最高大学士叫内阁首辅，职责只不过是协助皇帝处理问题.
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罢丞相，废中书省，其职被分于六部，由皇帝直接管辖。由于缺少辅政机构，政务繁缛很快使朱元璋感到力不从心。于是建立四辅官，弥补皇帝个人专断的不足，已经具备了后来内阁职能的基本特征。但两年以后废除。其后朱元璋将原中书省的议政权移入翰林院。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设置殿阁大学士备顾问，殿阁大学士是在普通翰林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更高级的议政咨询机制，是明代内阁辅政制度的开端。
之后明代的内阁制度实际是君主用来牵制宰相、各个部门权利所设立的智囊团。所谓“授餐大内”和“避宰相之名”。
从永乐初开始内阁“阁臣参预机务”。仁宗时，六部尚书，侍郎兼殿阁大学士，阁臣权力日重，特别是到英宗时期，阁臣通过票拟制度取得相当于前代丞相的权力。“票拟”。即对诸司题本，臣民奏章提出处理意见，以供皇帝参考。

Answer 3

内阁是在永乐时期建立的。
永乐虽有洪武一样独揽大权的野心和实力，但一次又一次的远征让他不能真正意义上地总揽政事（想象一下从京师到漠北运送文书的荒谬），于是一个帮助皇帝的“助手”机构——内阁就应运而生。
内阁在最初的时候只是秘书性质的机构，但很快到宣德时期权力开始上升（三杨辅政），虽有正统末年的反复，到成化、弘治之际，内阁在已经成为足以对抗皇权的文官政府代表。正德荒嬉好战不亚于隋炀，却因为有杨廷和等阁老撑着未成大乱，经过嘉靖、隆庆的发展，万历早期应该是内阁权力极盛的时期，张居正改革让内阁成为政府运转的中枢，他的实际上已经接近于现代首相的地位。
永乐实际上是中国最后一个成功的专制皇帝，在永乐以后，专制者必误国，分权者必振兴。中晚明的历史可以看出，只要内阁中人才济济，皇帝再怎么懒惰都无所谓（如隆庆）；而内阁权力被虚化，被剥夺（如崇祯17年换52任内阁），那就是在勤政也是要亡国！ 明朝时，即使皇帝不上朝理政，国家机器也能依靠一班大臣和一整套政务流程维持正常运转。清朝则与明朝不同，大臣们只是奉命办事，皇帝则往往是事必躬亲，因此勤政成为大多数清朝皇帝的特点。 1402年，刚从自己的侄子手里夺过皇位的明成祖，为了巩固权力，做出两个重大决定，一是把首都迁到自己的势力范围北京，二，成立内阁，这样，一个国事咨询机构正式建立了。

过去，宰相拥有决策权、议政权和行政权，明成祖成立内阁以后，把原来宰相拥有的决策权牢牢把持在自己手中，议政权分给内阁，行政权分给六部。地方上分三司，分管司法、军事、行政，直接对六部负责。

在明成祖掌控之下，内阁与六部各司其职，国家最高行政命令从紫禁城发出，通过全国1936处驿站，全长143700公里的驿道，层层下发到帝国每一个角落。

后来，明宣宗时期形成了更为完善的政务流程：全国大大小小的奏章，甚至老百姓给皇帝提出的建议，都由通政使司汇总，司礼监呈报皇帝过目，再交到内阁，内阁负责草拟处理意见，再由司礼监把意见呈报皇上批准，最后由六科校对下发。

内阁大臣的建议是写在一张纸上，贴在奏章上面，这叫做“票拟”。而皇帝用红字做批示，称为“批红”。按照规定，皇帝仅仅批写几本，大多数的“批红”由司礼监的太监按照皇帝的意思代笔。以往，太监读书识字是被严令禁止的。明宣宗不仅改了这个规矩，而且在他的鼓励下，宫里还成立了专门的太监学堂。后人猜测：明宣宗这一做法，其目的就是让太监牵制内阁的权力。久而久之，一种奇怪的政治格局出现了。

我们发现明朝内廷、外廷的机构完全对称。外有内阁，内有司礼监，外有三法司，内有东厂、锦衣卫，外廷有派往地方的总督、巡抚，而内廷派往地方的也有镇守太监、守备太监等等。这样，内廷、外廷相互制约，才能确保皇帝的决策地位。但是，这也造成了内外两大政治势力的争权夺利。

紫禁城东部的这片建筑在明代叫做文渊阁。明朝的内阁就设在这里。在明朝万历年间，内阁首辅张居正让这个紫禁城里最不起眼的房子成为声名显赫的所在。在文渊阁办公的内阁成为实际上的政务决策者。

表面上，例行的政务流程似乎并没有改变，但决策权却出现了转移。张居正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首先，当时的万历皇帝还是个孩子，张居正身为皇帝的老师，很容易影响皇帝的决策。

再者，万历的“批红”是在司礼监冯保指导下完成，而冯保跟张居正关系密切。

张居正把自己的意见授意他人，写成奏章，再由自己“票拟”赞同。幼年皇帝的批红自然毫无问题。

就这样，大臣的“奏章”，阁臣的“票拟”，皇帝的 “批红”，由张居正一手操控，达到空前一致。他的新政也就毫无障碍地顺利推进。 自明初以来，明朝的政务中心就在紫禁城这几个地方转换，权力的交替，左右着明朝的国运。宫闱重重之中、争权夺权的阴谋时有发生。

通过几代皇帝的努力，明朝曾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政务体系，它在权力平衡方面堪称完善，后来，它被西方人学习，形成了后来的内阁制和首相制。在中国明朝成化年间开始出现的内阁首辅，就是首相的雏形

参考资料：http://www.wenyueran.com/bbsdcl/printpage.asp?BoardID=8&ID=2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