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08-11-18
中日近代化的速度与结果差异巨大,本文拟从地理状况与民族性格,社会结构与文化背景,《海国图志》的不同命运,对东西文明碰撞回应的力度,社会转型时期政府的决策与作为几个方面的不同来分析其必然性.
楼主可从各个角度摘取有用的部分。
正文如下:
1840年,随着鸦片战争的轰轰炮声,近代文明之光开始透进沉沉神洲.1853年,美国海军一支小型舰队,野蛮驶进江户湾的蒲贺港,"我自闭关眠不动"的日本朝野,也诚惶诚恐地感受到了近代文明的威力.两个古老的东方国家接触西方文明相距仅十余年,但迈向近代化的速度与结果的差异是惊人的.中国直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用了近70年,才完成了近代化的一小半.日本则只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就走完了欧美资本主义150—200年走过的道路,20世纪初日显世界强国端倪.个中原因及带给我们的教训,值得深究.
地理状况与民族性格
日本由散落于西北太平洋的系列岛屿组成.国土狭小(只有37.7万平方公里,仅中国的二十七分之一),资源贫瘠,生活资料少,造就了大和民族勇敢冒险的性格;自然环境恶劣,常受台风,海啸,火山,地震等的折磨,生命,财产受到巨大的威胁,因此日本人天生就有强烈的自卑和危机感,自卑推动突破,危机使人忧患,求变.祖宗成法与"上国衣冠"之类的传统观念,对日本人的约束力要小一些,所以近代它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的改革所遭遇的社会心理障碍也要小一些.⑴ 646年,孝德天皇发动"大化改新",对大唐帝国制度,律令的亦步亦趋使日本迅速告别了野蛮与落后.19世纪中期,锁国大门被打开后,日本迅即以敌为师,整个国家很快闯进了新世界.中国自夏商以降,辽阔而神秘的国土,层峦翠叠,江河奔涌,物产丰饶,无不给人以泱泱大国的气度.两千余年儒家思想的浸染和曾经"万国衣冠拜长安"的盛世景况,使"夷夏之辩"坚如磐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明显呈现虚骄自大,守成求稳的特征.总之,自然地理因素与民族性格使日本的近代化"比中国更机敏,更迅速,更有效率"(汤因比语).
社会结构与文化背景
中日近代化的差异,地理位置与民族性格之类因素固然起了作用,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得从两国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和文化背景中寻找.日本自1192年以来,始终未能形成一元化的集权统治,天皇与将军并存,地方上还有许多独立的藩国.日本维新思想家—有"日本伏尔泰"之称的福泽渝吉认为,幕府与天皇并存,使至尊的皇帝和至强的将军都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和尊敬."这样至尊和至强的两种思想取得平衡,于是在这两种思想当中便留下了思考的余地,为真理活动开辟了道路." ⑵ 早在18世纪,"兰学"—以荷兰语为媒介的西方近代文化就已渗入日本,江户时代中后期"兰学"还曾一派繁荣.部分知识分子借此走出闭目塞听的幽室,萌发了变革的思想.幕藩体制的分散性,利于西洋文明的传播,也利于新兴商业团体整合到新的政治体系中.松散的局面下,许多类似西欧自治体的组织如村民的"讲",手工业者的"座"悄然产生 ,甚至出现了东亚绝无仅有的工商业自治城市.新经济,新政治势力,新思想顽强地滋生并逐步壮大,深刻改变日本的社会结构,价值观念 ,左右政局的变化,直至"大阪富商一怒而天下诸侯惊".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曾经是旧秩序支柱的武士集团竟然视旧主如仇成了变革的中坚力量.而中国的小农经济"在至关重要的工业革命历史大潮中,反应特别迟钝,在很长时间内,对外部世界剧变浑然不觉,更谈不上奋起直追.直到1872年,才有一位归国侨商兴办了中国第一家机器缫丝厂".⑶并且中国从公元前三世纪以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就不断强化,政治上大一统,思想上大一尊合二为一,专制君主兼有"至尊"和"至强"的地位,其世俗权力和精神权威至高无上.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官僚"四位一体",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学是他们共同的思想准则和纽带,在这个具有强大凝聚力的营垒中很难分化出与之相对抗的革新力量.臣民不要说行为连思想意识都不敢越雷池半步,即使是洋务运动的领袖们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也从来未曾逾越过君王,名教的观念,毕其一生最多就是做"中兴名臣",而不可能成为"尊王倒幕"的藩主.因此,中国的近代化既缺乏足够的资本主义成长条件,又缺乏较为活跃的中间阶层,更缺乏开放,进取的文化底蕴.
三,《海国图志》的不同命运
西方殖民者东来前的中国社会各阶层仍陶醉在"天朝上国"的迷梦里,但"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开始建立起联系,┉┉".⑷目睹曾被视为"番邦蛮族"的"船坚炮利"和"四海之内,其帆樯无所不到,凡有土有人之处,无不睥睨相度,思朘削其精华",⑸少数思想先驱受到极大的震撼,他们开始从梦呓中惊醒.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主持编译的介绍世界五大洲三十余国历史,地理,政情的《四洲志》(原著为英人慕瑞的《地理大全》),第一次让国人感受到天外有天国外有国的现实.受林则徐委托补充,完善《四洲志》的魏源,在激愤中写出《海国图志》,这是第一部由中国人编撰的最详备的世界史,地巨著,也是介绍与传播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巨著.书中魏源猛烈抨击了"徒知侈张中华,未睹寰瀛之大"的愚昧无知;表达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虽然魏源眼中的"长技"主要指西方的 "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但在观念上已是根本的突破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可悲的是,在中国那样的社会环境中,像魏源这样的大梦先觉者是孤独的,在《悼鹤》诗中,他写道"月前孤唳为谁哀,无复双栖影绿苔".二十年后,他的主张才由洋务派稍事实践.二十年啊,中国丧失了多么关键的发展机遇!相反,50年代初《海国图志》由商船带到日本后,立即在思想界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数年间选刻,选译的版本多达二十几种,催生培养了日本大批的维新思想家和改革志士.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海国图志》为日本的近代化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和指明了最初的方向.1862年日本维新志士高杉晋作到上海,发现《海国图志》在自己的祖国竟然已经绝版,不禁感叹到:清朝"徒昌僻见,因循苟且,故而衰微".中国经过鸦片战争以极其沉重的代价换取的经验,教训,在自己的国土上没有立即产生重大影响,却在邻国日本开花结果,这是我们民族的极大不幸.
四,"脱亚入欧"与"中体西用"
日本对于东西文明碰撞的回应要激烈得多,向西方学习也是由衷的,"既无故虑,既不以为耻"(美国赖肖尔语).更有极端者,一些日本学者为过去推崇中华文化而感到惭愧,痛苦不堪,这种全盘否定其道德之源,进化之源—中华文化的论调当然是虚无主义的,但却反映了日本文化淡理念纠辩重实利,实用的务实作风和趋新,善变的传统."脱亚入欧"的始作俑者福泽渝吉,于1885年发表《脱亚论》主张"我国不可犹疑,与其坐等邻邦之进步,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文明国家共进退."为尽快融入西洋文明,犹如当年"遣唐使"络绎不绝到东土求经,日本人现在又络绎不绝远涉重洋前往欧美—新的精神故乡寻求富国强兵之术.最有影响的一次当数岩仓使节团,1871年9月明治政府派遣右大臣岩仓为全权大使的庞大使节团出访欧美,正式成员有48人,随行的还有59名留学生.使节团按考察的不同内容编成三组,第一组研究国家制度,法律理论,考察议会,法院的体制及工作情况.第二组研究贸易,铁路,邮电等公司,工厂的规章制度.第三组研究教育规章和方法.使节团历时一年零九个月耗资百万,先后访问了美,英,法,荷等十二国.使节团成员们徜徉在西方文明中"始惊,次醉,终狂",回国后,将所见所闻,与日本实际结合起来,勾勒出了民族腾飞的基本策略:经济学英国,政治体制,军事学德国,教育学美国.与日本朝野如饥似渴全面学习西方文明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中国政界还喋喋不于"体"与"用","道"与"器"的争论.由于阶级的局限性,李鸿章等人对西学的理解并未超越魏源20年前的认识水平—"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 结果呢,甲午战争中,李鸿章耗巨资建成的规模居亚洲第一,世界第四的北洋舰队却落得灰飞烟灭的命运.证明没有经济,制度及人的近代化的近代化是片面的,畸形的.恩格斯指出,"没有什么东西比陆军和海军更依赖于经济前提,装备,编成,编制,战术和战略,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 ⑹
就在东瀛赴欧美人潮汹汹多得连政府负责官员也"未知如何应付"时,中国人也开始拖着辫子走出国门了.经过中国接受西方高等教育第一人容闳多年的奔波,筹划,1872年,在曾国藩,李鸿章的支持下,第一批官派留学幼童抵美,但这次中国近代史上开风气之先的留学活动却以悲剧结束,守旧的驻美公使陈兰彬,督学吴子登,认为学生离经叛道(剪辫子,改长袍马褂为西装,进教堂等),"有以夷变夏之险",他们不断造谣中伤和向朝廷打小报告,1881年清政府愚昧地撤回了全部留学生.就是政府派遣的考察团与日本使团的西行之路也有根本差异,同治初年,"铁血宰相"俾斯麦曾经说过"三十年后,日本其兴,中国其弱孚 日人之游欧洲者,讨论学业,讲究官制,归而行之;中人之游欧洲者,询某厂船炮之利,某厂价值之廉,购而用之.强弱之源,其在此孚."这话深刻地指出了中国近代化的缺陷,"徒能考求洋人末务而忘其本也"(曾任清驻英公使的郭嵩涛语).由此观之,在没有新的阶级力量产生之前,中国对来自西方文明挑战的回应是肤浅又软弱的,长期停留在"器物"层面,布新而不除旧.
五,政府扮演的角色
明治政府深感东亚的落后与危机,决心"脱亚入欧",建立"超越欧罗巴诸国之功业",为此制定了"追赶型"战略,⑺ 确立了"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三大国策.文明开化是近代化的重要标志,明治政府一方面"求知识于世界"派使节团和留学生漂洋过海取经,另一方面大力创建近代教育体制以开民智.1871年设立文部省专司教育改革,1872年颁布《学制》正式摆脱封建教育,1880年颁布《修正教育令》强制实施义务教育.期间"一无余金"的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兴办教育,1869年到1877年,教育投资占政府总开支的第三位."殖产兴业"就是运用政权的力量来推动资本主义发展,核心是实现工业化.与同时期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守夜人"的角色不同,由于起步晚,明治政府依靠不了那只"看不见的手",而是主动介入干预,更像新经济的"鼓手","催生婆".针对日本企业普遍缺乏技术和管理人才,乃实行"技术移植","客卿"制度,高薪聘请大批外国专家作技术指导,外国专家日薪最高达二千日元,相当于太政大臣的两倍半.针对民间资本对兴办实业持观望态度,就采取"官营示范",自己创办一批实业,"示以实利,以诱人民".当官营体制弊端初露时,就以极低廉的价格将国营企业转让给私人资本家,并给以很多优惠条件.当私人企业出现资金不足的困难时,又及时向他们注入巨额补贴,低息贷款等"黄金雨".总之,在政府的示范,鼓励,保护下,日本掀起了办厂,开矿的高潮,19世纪80年代又掀起了产业革命的高潮,很快就成为工业化强国.
清政府在变革中扮演的是千年老屋"维修者"的角色,没有犁庭扫穴的气概,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战略部署.19世纪60年代初至20世纪初,清政府先后进行了三次"革新",从根本上讲,三次"革新"都是在"不能照旧统治下去时"进行的,带有浓重的被动色彩.洋务运动舍本逐末,戊戌变法抬出孔圣人造势并卷入帝后党的权力斗争,"新政""预备立宪"在政府已丧失在民众中的信用的时候还借"革新"之名行投机,应付之实,因此都以失败告终.与明治政府鼓励民间兴办实业不同,清政府先是限制民间资本投资实业,甲午战争后才稍稍放开,即使这样政府还垄断行业和与民争利.机器刚传进中国时,政府不允许机器流落民间.1895年,武举李福明开的机器磨房,竟被御使以"私开机器磨房"的罪名参奏.如前所述中国第一家机器缫丝厂,也因官府勒索而破产.洋务企业的举办者,通常亦官亦商,他们掌握国家权力,或"权力寻租",或支配大量资金,垄断技术,设备,市场来获取财富.1882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的机器制布局,不仅享有免税特权,还享有"十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的专利权.同时政府推行的"厚外贱内"政策,更使民族工业连一般的"国民待遇"都无法享受.譬如进口洋货缴纳7.5%的正税和子口税,就能到处畅行无阻,而国货却要"逢关纳税,遇卡抽厘".福建省各地茶叶,经由福州出口,所纳各项厘金和出口税高达35%.连晚期洋务重臣张之洞都说"此明明力窒华商之生机,而暗畅洋商之生机也".⑻ 可见中日两国政府,虽然选择了相同的近代化"范式"—自上而下的改革,但两国政府不同的决策与作为却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两个民族的命运.
中日近代化差异的归因还有很多,不再赘述.悟往才能知来,今天,随着中国向现代化目标的日益迈进,我们还应不断审视我们走过的近代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