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分裂的存在。尽管在文化上，南亚各区域板块基本上都归于印度文明体系，但政治上，却一直是邦国林立、各自为政，极少数的统一，也都是昙花一现。
具体原因分析：
一、外部压力的缺乏。
中亚身处亚欧大陆腹地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东亚大陆、蒙古高原、南亚次大陆、波斯高原、两河平原等亚洲各大地缘势力的交锋之地。虎狼环伺的周边环境，使中亚难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地缘板块存在，而只能在各大文明交锋结束后，成为胜者的附庸。 只是，无论对东亚的中国、蒙古，还是西亚的波斯、阿拉伯，中亚都是过于遥远的存在。由于远离各大地缘势力的核心区，中亚即便被一方占领，这种统治也是虚弱而不稳定的，随时会因为占领者的衰落或其他地缘势力的卷土重来而发生改变。
中亚的虚弱和混乱，既大大降低了印度遭受入侵的机率，也使得有幸征服印度的统治者，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难题：由于身后缺乏强大而稳定的地缘板块作为支撑，使他们无力对印度文明进行根本性改造，反倒不得不针对印度实情，对自身进行调整，以维护得来不易的统治地位。其最终结果就是融入印度文明。 在这种既无意愿做大蛋糕，也不至于遭受灭顶之灾的情况下，窝里斗，几乎是所有组织的本能选择。
二、地缘核心的肢解。
大一统的本质，是将中央的权力凌驾于各地方权力之上。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是人的本性。所以不同地缘板块的人群，亦会根据自身条件，追求本区域利益的最大化。 由于中央集权，本身就意味着各次级地缘板块的政治权力被部分剥夺，所以双方一开始就存在冲突。尤其是大量地缘实力较弱的板块，在集权的体制下会逐渐边缘化。 在全国一盘棋的框架下，其区域利益有可能受到限制，这当然不是他们所乐意的。
在这种情况下，本部核心区的强大，就成为中央集权的必要条件： 一个强大的本部，才有力量压制边缘的不满，确保中央集权的有效性;反过来，政治上的集权，又使边缘地区的资源大量流向本部，使本部因此受益。 中国的中央集权便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长江——黄河流域的超强地缘实力，对古代中原王朝的扩张提供了有力支持。这种强大，一定程度上压过了地形的阻碍——不仅四川、云贵、东北这类地缘结构十分独立的区域;甚至青藏、西域这种极端边缘的边远地带，最后都被纳入中国版图。
三、种姓制度的桎梏 。
上古时代，雅利安人经兴都库什山脉进入南亚，取得了当地的统治权。由于相对于南亚土著的达罗毗荼人(印度黑人)，雅利安人在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 为了确保统治权，便设计出种姓制度，将印度人划分为婆罗门、刹帝利、犬舍、首陀罗四大种姓。
只有扎根于当地，世世代代直接统治印度黑人的土邦贵族，和直接控制当地平民思想的寺庙和婆罗门，才能在日积月累的接触中，获得当地平民的敬畏。 流官制是中央集权的基本行政制度。一旦流官制不可行，而只能由土著的世袭贵族和祭司(也就是婆罗门和刹帝利)控制地方，中央的最高权力必将被他们分割瓦解。 种姓制度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但同样是瓦解中央集权的利器。在无法摆脱种姓制度的情况下，实行中央集权的政治难度。 过于完整的板块结构、被肢解的地缘核心、种姓的制度抵触，这三者结合到一起，印度文明的分裂基因，也就逐渐形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