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二五”易地扶贫搬迁的抽样调查数据看，群众居住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贫困人口的人均年收入增加超过4000元。转移就业人员、务工人员人均年增收工资性收入1万元以上。迁出地生态效益明显改善，搬迁工程还消化了建筑业产能，群众的信息交流、观念更新速度明显加快。
易地扶贫搬迁工程是一项复杂的社会重建系统工程，还面临着搬谁、如何安置及可持续发展三大问题，直接影响搬迁脱贫成效。
汪三贵对记者说，按照国家相关规定，非建档立卡户的同步搬迁群众可以享受同等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但无法享受与贫困户相同的补贴，这部分的资金缺口比较大，也产生一些矛盾,各地要求统筹扶贫搬迁资金的愿望很强烈。
然后是怎么搬的问题。有些地方出发点是好的，觉得好不容易搬一次，直接城镇化算了，但相当一部分贫困户的生存能力还不适应城市。过于激进的搬迁并不现实，特别是西部地区。如果搬迁后没有就业机会，没有门路，没有能力去就业，会导致进一步的社会问题。此外，部分地区反映人均住房面积少，如果超标准建设楼房，一方面会增加成本，农民负债过高；另一方面还会导致分摊到水、电、交通等公共服务基础建设上的资金缩减，影响产业发展的后劲。
朱启臻则强调资源的有限性也是搬迁的难题之一，向中心村搬迁，会造成迁入地土地等资源紧张。而利用非农手段解决就业，又与贫困人口素质之间的差距较大，难以短时间内解决。贫困户中相当一部分是老弱病残者，既无技能，也没知识，迁入地所能提供的公益性岗位有限，要想解决他们的后续收入问题是个难题。
记者了解到，陕西勉县阜川镇骆驼项村71岁的张明双和59岁的张明久兄弟俩已经拿到了扶贫搬迁房的钥匙，住房条件改善了，但每月250多元的低保和林业生态补偿款收入，恐怕仍有后顾之忧。原来在村里养两头猪、种植6亩玉米地还能每年有3000多元的收入，一旦搬到楼上，生活如何继续，还有待于政府完善相关的政策来具体落实。
客观上，搬迁安置涉及住房、就业、公共服务等一系列难题，妥善安置、脱贫发展难度很大。而需要搬迁安置的人口众多，脱贫攻坚时间紧、任务重，2016年全年的搬迁人口超过去15年搬迁量的1/3。很多地方第一年做，经验少，后续产业还在谋划建设之中。
综合各方因素概括，对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力量投入力度小，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政策协调力不足，配套政策不完善是目前易地扶贫搬迁存在问题的根源。王艳华指出，在实际调查中，各地在脱贫攻坚上所花的力气、用心程度以及配套政策和执行协调能力也直接影响着搬迁的效果。例如贵州省需要搬迁脱贫的建档立卡人口有130万人，早在2012年，贵州就开始谋划全省的发展，引智引商，建设工业园区，将易地搬迁户作为就业主体，进行工业化安置，既解决工业园区的用工问题，又修复生态，科学开发地方特色的优势资源。
搬迁之后，后续发展更重要
搬迁不是简单的位置移动，如何解决后续问题，保证搬迁移民生计生活的可持续发展是易地搬迁的最终目标。
朱启臻表示，城市化搬迁后，农民的生活成本明显高出很多，从收入来源看，原来的土地很难再利用，即便可以利用，也会造成农民因为距离土地太远而不愿搬迁，或者将土地流转出去，却损失了原有的种植养殖等收入。所以，有些地方出现农民新房子盖好搬迁后，旧房子也不想交出去的现象。如果产业发展或收入没有落实好，即使集中点建好后，有些贫困户也不愿意搬。例如，宁夏地区生态移民入住率只有六七成，部分房屋只占不居的情形，使得政府投入的资源得不到有效利用，造成浪费。
朱启臻向记者讲到浙江松阳县枫坪乡沿坑岭头村的例子，这个村子原来是全乡最贫困的村子之一，整村搬迁都已经规划好了。在村子即将消失的某天，一位美术老师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老房子、柿子树、崎岖的山路、横亘的大山都成了天然的油画。两年来7000多名美术师生来此写生，村子成了全国有名的“画家村”。有了游客，就有了卫生、全村WIFI的服务升级。民宿、商店、农产品(5.40 +1.50%,诊股)都转化成收入，沿坑岭头村被评为“中国传统古村落”，外出打工者也被吸引回村创业。
汪三贵表示，以往扶贫搬迁数量也存在冒报的现象，能不能搬这么多人，要实事求是，对部分不适合的政策进行调整。各地要根据实际情况，发展好当地产业，或者引入企业和合作社，统一经营，壮大当地产业。如果人搬出来产业没有了，还不如暂时在原地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
此外，搬迁并不是只解决住房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医保、社保、就学、卫生、户口迁移需要统筹考虑，有些省份同步进行政策设计，有些则有些滞后。一位青海湟源县搬迁户向《经济》记者反映，父亲易地搬迁到县城，但自己与父亲在一个户口本上，原有农村住宅要拆掉，导致在城里打工的他回乡无房可居的状况。同时，搬迁也是经济、社会关系文化的重构，搬迁群众的心理归属感需要重新培育。例如贵州黔西南州在实施搬迁中充分评议，并让村里的能工巧匠充当监理，参与设计施工，增强了群众的归属感。
条件已备，如何整合？
从事十几年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王艳华表示，她最大的感受是，国家对脱贫攻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好政策，易地扶贫搬迁只是多种扶贫方式中的一种，如果能与其他扶贫资金、项目有机整合起来，能够做出非常好的一篇文章，达到产业发展、生态建设、保留乡村文化的多重成效。
云南禄劝县洗马塘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张学祥，与其他51户人家从“人畜混居”的土坯房迁进中心村的二层小楼，每家还有一个晾晒粮食的晒台。在迁居同时，禄劝县规划种植三七、当归、芍药、草乌等中药材8万亩，参与种植的农户多达数万人，解决农民的生计问题。
黔西南州兴仁县的一个贫困村整体从深山老区搬到县城，同时引进一家公司流转土地，种植和经营当地特产薏仁米，百姓依然是种地，却挣的是工资，干不了活的，可以从事打扫卫生、物业管理工作，村民的收入有了保障。
四川苍溪弥猴桃基地，把产业开发、旅游、资产收益都整合在一起。进行农业产业升级，还引入木材加工企业，易地搬迁户在园区就业。
湖南凤凰县腊尔山镇夯卡村易地搬迁新寨建成后，驻村工作队成立了苗绣公司，组织苗寨女人订单生产，产品还出口到欧洲。实现了男人在外挣钱，女人在家门口挣钱的愿望。
贵州册亨县种植甘蔗的历史悠久，由“大山小农”创业团队在纳桑村孵化出木棉树土法红糖专业合作社，依托科技，提升原有的土法制糖工艺，以前最多卖到5元一斤的红糖，现在可以卖到100多元，还供不应求。村里种甘蔗的老百姓(63.75 +2.49%,诊股)就富起来了，还吸引了20多人回乡就业。可见，升级原有的产业，做出特色，提升其附加值是关键。
王艳华在调研后强调，要重视山区的特色小品种的开发，增加研究力量，提升科技含量。例如湘西黄牛最多长400公斤，但牛肉品质很高，吃过的人都赞不绝口。本地黑猪做出的腊肉也是独具风味，其他品种则做不出来，但这些产量都很少。如果科技跟得上，形成独特的产区，就能发展本地特色产业，让这些有着悠久历史的珍贵小宗品种得以保留、延续和发扬。
朱启臻表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振兴乡村战略，要培养一批懂农业、爱农业、爱农村专业队伍，知道农村的价值在哪里。物质的载体拆掉很简单，但也拆掉了原有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我们要很好地利用政策，也要审视农村，避免急功近利。
追问
还说农民过上好日子农民好日子没得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