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的相关问题

Question

关于语言学我有几个问题想向高手请教；一，十九世纪语言研究发展成独立的科学的原因是什么？二，语言学和文学的关系．三，批判语言学的起源是什么，是来自于拟声的观点吗？四，如何用语言学的观点解释英语中动词swell的过去分词原来是seollen可是由于觉大多数过去分词是在原词后加-ed，于是swelled代替了swollen．（我才入门，希望可以越详细越好，拜托了．）
虽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可是我仍然很感激

Answer 1

以下摘自＜电大在线＞专题讲座二：什么是语言学，希望对你有点帮助：

2·1 语文学和语言学
2·2·1 语言学就是研究语言的科学。以人类语言作为研究对象，讨论它的性质、起源和结构原理的称为普通语言学，以某一具体语言（例如汉语、英语等）为研究对象的称为××语语言学，如汉语语言学、英语语言学，等等。具体语言的研究是普通语言学的基础，因为语言的共性结构原理都是从具体语言的研究中总结出来的。

语言对人的关系犹如空气、水和食物那样，既直接，又重要，因而在二千多年前就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对之进行研究。不过那时候还没有语言学家，对语言发生兴趣并对之进行研究的主要是哲学家、经学家或其他什么“家”，研究的对象是记载典籍的书面语，任务主要是解释典籍的确切含义，为其他学科的研究服务，因而人们将它称之为语文学。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诞生很晚，至今也不过二百多年的历史。为什么古代的语言研究不能列为语言学？因为一门科学的建立有它自己的条件或标准，这就是：有独立的研究对象，任务是解释所研究对象的结构规律和演变规律，有揭示规律的特殊的研究方法。古代的语言研究不符合这些条件，不能算作语言学。经过了漫长的岁月，语言研究才从语文学发展为语言学，因而我们还需要从语文学开始讨论语言学的问题。

2·2·2 语文学的兴起和发展与人类文明的发源紧密相关。它有三大传统，即希腊—罗马、印度和中国的小学。它们初期的研究兴趣呈现出一些共同的趋向，就是都集中探索语言符号的音、义关系的性质。分两大派。一派认为用什么样的音去表达什么样的义是有理可说的，一派认为音义的结合是无理可说的，纯粹由社会约定。前者可以称之为理据派，后者可以称之为约定派。希腊—罗马传统的研究，这种对立的意见后来演变为类比论（analogia）与变则论（anomalia）的争论。类比论强调语言结构的规则性，认为词入句之后所产生的形态变化是可以“进行类比”的，而变则论强调的是人的天赋能力和语言结构的不规则性，认为不管语言显得多么不规则，人们照样能够接受和运用。类比论是约定说的继承和演化，而变则论是理据说的继承和演化。这两种对立的意见各有自己的语言事实的根据，互相驳难，因而争论进行了很长时间，“在整个古代和中世纪，这种原则的冲突有时表现得很隐蔽，有时表现得很明显，这可以视为语言学思想和实践的历史中一种反复出现的特色”（罗宾斯，1979，26）。不过就总体来看，希腊—罗马传统的约定论始终占主流，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语言理论大多是这一理论的演化。印度传统的发展趋向基本上与此相同，不赘。在中国，这种论争就是先秦时期的名实之争。与希腊—罗马传统不同，汉语始终以理据性的意见为主，我们前一讲在讨论语言符号音义关系的时候已有所述，这里不想重复，只想就语言与文字的关系作一点补充。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体系，自源性的文字一定适合它所记录的语言结构原理。汉字是自源性的文字，其中的形声字约占百分之九十左右。字的形声体系是理据性的一种表现形式，反映汉语编码的理据性原理。在汉语传统的研究中，人们没有怀疑过这种理据性编码的性质，大致都围绕着字的理据进行研究，只是在“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中国语言学家接受了西方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才一股劲儿鼓吹约定说，全盘否定理据论，中断了自己的研究传统。这个问题后面有详细的讨论，这里从略。

语言符号音义关系的争论虽然肇始于哲学，但它已涉及对语言结构的性质的认识。用语言进行交际，听起来是一串线性的音流，但实际上负载着信息，因而人们常说“语言是一种音义结合物”。组成音流的“码”就是前面所说的语言符号，是话语的基本结构单位，它的音义关系始终是语言研究中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如何认识和把握这种关系必然会影响语言研究的发展方向。汉语研究传统为什么会不同于印欧语的希腊—罗马传统和印度传统？其终极的原因就在于此；即使在现代，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认识也正影响着中国语言学的发展。后面的几章实际上都是顺着这一思路展开的。

2·2·3 语文研究的三大传统对后世的语言研究影响最大的当属希腊—罗马传统。它的奠基性的理论，粗略地说，就是亚里斯多德的逻辑范畴说。这种逻辑理论将现实分为十个范畴：实体、性质、数量、关系、地点、状态、情景、动作、被动、时间，其中实体（substance）是本质，其他九个范畴是偶有的属性（accidents），是用来表述实体的。例如“李宁是运动员”这样一个命题，“运动员”是偶有的属性，因为李宁小时候并不是运动员，而退役以后又成为企业家，是可变的，而“李宁”不管是运动员还是企业家，始终是“李宁”，是不变的。实体在命题中的主要特征是主体（subject），从逻辑判断的结构来说，主体就是主词（subject），别的范畴都是表述这个主词的，因而是它的宾词（predicate）。这就是说，九个偶有性范畴都是表述实体的，而实体不表述别的范畴；或者说，偶有性范畴都存在于主体之中，任何性质、数量、关系等都只能是主体的性质、数量和关系，等等。这是亚里斯多德的逻辑范畴说的基本思路，他的语法理论就是以此为基础展开的：能充当主词的词是体词（substantive word），或者叫做名词；能充当宾词的词就是谓词（predicative word），或者叫做动词；句子的结构与逻辑判断（命题）相对应，因而处于主词位置上的词语就是句子的主语（subject），处于宾词位置上的词语就是句子的谓语（predicate）。主词和主语，宾词和谓语，在汉语中是两个不同的词语，而在印欧系语言中原是同一个词，即主词和主语都是subject，宾词和谓语都是predicate。语法和逻辑的关系，根据上面的简单分析，可以简化为如下的结构公式：

逻辑： 实体------------偶有性

主词------------宾词

语法： 主语------------谓语

体词------------谓词

名词------------动词（包括后来所说的形容词）

传统的语法理论、词类的划分以及词类与句子结构成分的对应关系大体上就是根据这样的理论建立起来的，句法结构和逻辑思维形式的关系非常密切。

亚里斯多德的这种以二分法为基础的思维理论与印欧系语言的结构有密切的关系。希腊语是屈折语，有词形变化（accidence）：名词有性、数、格之分，动词有时、体、态、式之别。词出现在句中不同位置上的变化是词的偶有属性，而词则是从其偶然的属性中抽象出来的不变的单位，是出现在各种“偶然属性”中的“实体”。所以不少学者认为，如果亚里斯多德说的是另外一种结构类型的语言，他就会建立起另外一套逻辑理论体系。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据周法高，1970，147－148）在谈到这一点的时候指出：“亚里斯多德的所谓十个范畴者，后人对之有无穷的疏论，然而这是希腊语法上的问题，希腊语正供给我们这些观念，离希腊语而谈范畴，而范畴断不能是这样子了。”不同地区的学者都有与此类似的看法，用不着一一列举。这种在语言结构基础上产生的思维理论一旦形成，就可以反过来成为语言研究的理论基础。印欧系语言的语法研究，宽泛地说，以亚里斯多德的逻辑理论为基础分析语句的结构，从而得出主语、谓语和名词、动词之类的概念。公元2-1世纪，特雷克斯（D.Thrax）写了一本《希腊语语法》，以词的形态变化为主进行语法研究，并成为后世语法研究的楷模。这种语法研究的重心虽然发生转移，但没有脱离亚里斯多德的语法学说的框架。总之，肇始于亚里斯多德的一些语法概念一直沿用至今，说明印欧语的句法结构和亚里斯多德的逻辑理论确实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希腊—罗马传统的语言研究的重点是句法和词形变化，语音的研究依附于语法，没有独立的地位；基本上不讲构词法，虽然偶尔谈到派生（derivation）或构词（word-formation），但分量很轻，缺乏独立性。或许可以说，这就是希腊—罗马传统的语言研究的特点。

2·2·4 印度也是语文研究传统的一个重要的发源地，其代表就是巴尼尼语法。印度有文献记载的最早语言就是公元前一千年的《梨俱吠陀》的吠陀梵语。梵语是一种印欧语，和希腊语、拉丁语都有渊源关系，不过它的研究是独立发展起来的一个传统，与希腊—罗马传统无关。

巴尼尼（Pa#nÊini）是人名，根据《大唐西域记》，他大概在公元前四世纪左右出生于娑罗睹罗（Śala#tula），在现在巴基斯坦的白沙瓦附近。“吠陀”（veda）是一种经文，巴尼尼语法是解释、诵读这种经文的一种师徒相传的口诀，它本身的体裁就是一种经体（sãtra)。由于语言的发展，巴尼尼时代的语言和吠陀经的语言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当时掌握文化大权的祭司阶层（婆罗门）为了保持其所垄断的神圣经典的完整，实行了本阶层内部口头相传的各种严格的诵读方式。由于这种特殊的背景，以巴尼尼语法为代表的印度传统对语音的研究很细致、准确，词的结构的分析也很严密而具体，已经明确地分出词根、词干、词尾、前缀、后缀、派生词、复合词等等。这就是说，它的研究重点是语音和构词法，而这正好是希腊—罗马传统的薄弱环节。梵语既是一种印欧语系的语言，和希腊、拉丁等语言有亲属关系，相互有很多共同的特点，因而它的研究成果很快被欧洲人吸收，形成了两个语言传统的结合，使语言的研究从语文学走向语言学。

2·2·5 希腊—罗马传统和印度传统都是各自独立形成和发展的。到了17、18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印度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一些学者也相继来到印度。与语言研究发生直接影响的是西方人发现了印度的梵语，认为地处东西两端，相互没有交往，梵语怎么会这么“像”希腊语、拉丁语等欧洲的语言？这促使人们去思考语言间的关系。187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官员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在加尔各答皇家亚洲学会上宣读了一篇论文，提出梵语与希腊语、日耳曼语、拉丁语等有亲属关系的假设：

梵语，不论其历史如何，有绝妙的结构，比希腊语更完善，比拉丁语更丰富，比二者提炼得更高雅，但它与二者在动词词根和语法形式上都非常相似。这种相似不可能是偶然的。……任何哲学家在研究梵语、希腊语和拉丁时都不能不认为，这些语言来自同一个原始语（proto-language），而这种原始语也许不存在了。由于类似的道理……可以认为哥特语和凯尔特语也与梵语同源。

这一演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改变了人们对语言关系的看法，并且引发了对梵语和希腊语、拉丁语、日耳曼语的比较研究的热潮，产生了历史比较语言学。这样，印欧语的两大研究传统相互结合，形成为一个统一的印欧语研究传统，使语言研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其标志就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诞生和发展。语言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不再局限于书面语，也不再局限于某一孤立的语言，而是比较不同语言结构的异同揭示语言关系的共性规律，而就历史比较语言学来说，就是从发生学的角度，就不同语言有无共同来源而将不同的语言分为若干个语系，平常说的印欧语系、汉藏语系等就是根据有无共同来源而进行的语言分类。19世纪的语言学，可以说就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世纪。从历史比较语言学诞生的时候开始，语言学就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不再是哲学等其他学科的附庸。

语文学是英语philology的汉译，语言学的英文是linguistics，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词，但在汉语中，语文学和语言学仅仅是一字之差，但相互有重要的区别。概括起来，主要有：

1、语言学有独立的研究对象，其任务是通过语言结构异同比较的研究探索语言相互关系的共同结构原理，或者说，通过语言特点的研究揭示语言共性的结构规律和演变规律，与文学、历史学、哲学等一样，是一门独立的科学，不是其他科学的附庸；

2、有独立的研究方法，在语言学诞生之初就是历史比较法；

3、用来研究的材料，语文学是书面语等“死”材料，而语言学则主要是方言、亲属语言等“活”材料，并以此为基础结合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死”材料，进行历史比较的研究，借此对“死”材料作出“活”的解释，揭示语言的结构规律和演变规律。进入20世纪，以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为标志，产生“语言中心主义”的语言的转向，完全以口语为研究对象，排斥文字在语言研究中的地位，因而书面语也就失去它在语言研究中的应有地位。这种倾向直到20世纪的后半叶才开始得到初步的纠正。

人类语言的研究尽管有悠久的历史，但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它还很年轻，其内部的结构规律和演变规律，特别是其中的语义规律，有待于人们去挖掘。

2·2 科学思潮的更替和语言学的发展

2·2·1 语言学自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之后，它的发展与科学思潮息息相关。语言学之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始自历史比较语言学，它的诞生与生物进化论思潮的兴起有密切的关系，历史比较法就脱胎于研究物种变异的生物学。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比较解剖学、比较植物学、比较语言学“这些科学正是由于比较和确定了被比较对象之间的差别而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在这些科学中比较具有普遍意义”。

将物种变异的比较方法用于语言的研究，首先产生了一种语言理论模型，这就是谱系树理论。提出这一理论的语言学家叫施莱哈尔（August Schleicher）。1863年他仿效生物遗传发展的思路，在《达尔文理论和语言学》中将语言间的关系系谱化，认为语言也是有“生命”的，有生、老、病、死的各个演化阶段。一个原始母语（proto-language）会生发出若干个女儿语（daughter languages），而随着这些女儿语的诞生，这个原始母语也就随之消亡了；之后，每一个女儿语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同样的分化，生发出若干个孙儿语……，如此往复，形成今天世界上的各种语言。有共同来源的诸语言组成亲属语言，可以对之进行历史比较研究。这个理论模型的特点是只注意语言的有规律的分化，而不管语言之间的横向相互影响，有它的片面性。1872年，施密特（J. Schmidt）提出“波浪”说与之抗衡，认为语言的演变犹如在一个水塘里扔进一块石子儿所引起的波纹那样，由中心向四周扩散。假定有语言A、B、C、D、E、F、G，D的变化会扩散到A、B、C和E、F、G，使A、B、C和E、F、G具有D的一些特点；距离波源越近，受影响的程度也就会越大，因而相互的共同点也就越多。其他语言A、B、C和E、F、G也可以发生类似语言D那样的变化，因而使不同的语言间呈现出一些相同的特点，不同于每一语言自身的发展规律。这是使语言演变规律产生例外的一个重要原因。谱系树说和波浪说是两个对立的理论模型，前者着眼于语言在时间上的有规律的发展，使语言间呈现出生物系族那样的异同关系，可以对有共同来源的语言进行历史比较研究；后者着眼于语言在空间上的扩散，强调语言间的相互影响和对语言演变规律的干扰。这两个理论模型与其说是对立，不如说是互补，可以各自弥补对方的一些弱点。它们对语言学往后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

继承和发展谱系树理论的是青年语法学派。19世纪的70年代是青年语法学派独步天下的时期，特别是1876-1878的三年，发表了一系列对后来语言学的发展有深远影响的文章，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理论，其中最主要的是两条：一是语音规律无例外，二是类推作用。这两条是青年语法学派的理论标志。过了一百年，人们在回顾语言研究发展道路的时候，发现青年语法学派的基本语言理论“在今天看来只是有所修改，根本没有被取代”，值得今天的语言学家去纪念发表在百年前的一组青年语法学派的论文（罗宾斯，1979，225，234）。根据“语音规律无例外”的理论设想，语音规律是不应该有例外的，但实际上却可以到处见到例外，因而认为城市的语言不纯，需要到乡村去调查方言，相信在方言中可以找到语音规律无例外的例证。客观发展的需要推动了方言的调查和研究。但出乎意外的是，方言中也可以到处见到例外，这就促使方言地理学的诞生，提出“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否认音变的规律性。“语音规律无例外”和“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是历史语言学中的两个对立的口号，代表两个对立的学派，相互争论和驳难。如果说，主张“语音规律无例外”的青年语法学派是谱系树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着眼于语言在时间上的演变，那么主张“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的方言地理学派就是波浪说的延续，着眼于语言的空间扩散。时间和空间的差异是语言学往后发展的两种基本思路。大致说来，结构语言学的语言系统说、转换-生成学派的语言理论大致与时间观的联系比较密切，像青年语法学派那样都强调语言演变的规律性或语言结构的系统性；而语汇扩散理论、语言变异理论则着眼于语言内部的结构成分的竞争，强调语言演变的不规则性和系统内部的结构参差。这两种类型的语言理论大体呈相互对立、相互竞争、相互促进的状态，推动语言学的发展：

时间 空间

谱系树理论 波浪理论

青年语法学派 方言地理学派

结构语言学（含转换-生成理论） 语汇扩散、语言变异

横向的两种理论基本是对立和竞争，互揭短处和矛盾，因而对促进语言研究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纵向的理论之间虽然理论上有对立和发展，但就语言观来说，是相通的，后起者大致都是前者的继承和发展，如表时间的几种理论都强调语言研究对象的纯一性和同质性（homogeneity），而表空间的几种理论所强调的是语言的有序异质性（orderly heterogeneity）。对语言学的发展有了这样一个大致的发展脉络，我们就容易把握每一种理论的地位。

2·2·2 以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为标志的结构语言学的诞生是语言学发展的一个新时期，纠正了以往研究中的“原子主义”倾向，开始走上系统研究的道路。这种理论和方法的诞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既是青年语法学派的理论的发展（索绪尔本人就是青年语法学派的一个有影响的成员），也与科学思潮的演变有关。19-20世纪之交，科学发展的思潮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化，以牛顿物理学为基础的机械论的认识论开始崩溃，“相互作用关系组成的集合开始成为注意是中心。到处都碰到那种令人惊异的复杂性，甚至连原子这样的基本物理实体内部也是这样。牛顿机械论对这种复杂性作出解释的能力受到严重的怀疑。相对论在物理学领域代之而兴起；在微观物理学领域，接替机械论的是关于量子理论的科学”（拉兹洛，1985）。“相互作用关系组成的集合开始成为注意是中心”这种世界观、认识论代替机械论的认识论是科学发展思潮的一次深刻转折，在语言研究中首先反映这种思潮的是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建立以语言结构单位的相互关系为基础的价值学说，提出“语言是形式，不是实质”的著名论断，并从语言结构单位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两个方面去研究语言的“形式”和“价值”。这种学说是当时科学研究方法论的一种典型反映，托夫勒将它称之为“拆零”（请参看普里戈金等，1984）：

在当代西方文明中得到最高发展的技巧之一就是拆零，即把问题分解成可能小的一些部分。我们非常擅长此技，以至我们竟时常忘记把这些细部重新装到一起。这种技巧也许是在科学中最受过精心磨练的技巧。在科学中，我们不仅习惯于把问题划分成许多细部，我们还常常用一种有用的技法把这些细部的每一个从其周围环境中孤立出来。这种技法就是我们常说的ceteris paribus，即“设其他情况都相同”。这样一来，我们的问题与宇宙其余部分之间的复杂的相互作用，就可以不去过问了。

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就是这种“拆零”的方法论的杰作：把言语活动分成语言和言语，把言语排除出语言的研究；语言的“内”与“外”，把“外”排除出去；语言“内”的共时和历时，把历时排除出去；共时中的语言单位的实质和形式，将实质部分排除出去，最后就只研究共时状态下的语言形式，即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只研究某一时点的语言结构，排除任何言语的、语言“外”的、历时的因素的干扰。这或许是索绪尔为实现他的语言系统说而付出的一种代价，因为不排除这些因素，他就无法完成对“形式”和“价值”的研究。索绪尔的语言系统说使语言研究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原子主义”转化为系统论。语言研究方法论的这一转折一般被称之为“索绪尔的革命”。

2·2·3 反映科学发展思潮的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在语言学的发展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结构语言学就是以此为基础发展出来的学派。结构语言学一般分为三个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布拉格学派和美国的描写语言学派，它们从不同的侧面继承和发展了索绪尔的语言系统说：哥本哈根学派强调语言的形式，布拉格学派强调功能，而美国的描写语言学则主要强调语言的组合关系，从分布入手考察语言的结构。哥本哈根学派由于想建立一种能适合于人类一切语言的理论，因而很抽象，在实际的语言研究中影响不大。布拉格学派由于二次大战的暴发而解体，其中不少有影响的语言学家，如雅科布逊等，都到了美国，与美国的描写语言学派合流。后来法国的马尔丁内（A.Martinet）继承和发展了哥本哈根学派和布拉格学派的理论精神建立了他的功能语言学，成为结构语言学在欧洲的一个重要代表。从总体来看，在三个结构语言学派中影响最大的是美国的描写语言学，可以说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它一枝独秀，成为语言学发展中的一个主流学派。这个学派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将语言结构单位量子化，提出“位”（-eme: phoneme, morpheme, lexeme……）、“素”（-etic: phonetic……）、“区别特征”等概念，使语言学挤身于当代科学的行列。“位”“素”“区别特征”是语言系统的最小结构单位，相当于化学中的元素。雅科布逊在回答他父亲（一位化学家）的“你为什么要搞语言学”的提问时，说得非常明确、干脆：“语言学与化学没有不同，我要找出语言成分结构中有限的基本结构单位来”（Mehta, V.，1971）。他为人类语言找出12对区别特征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完成的（译文请参看《国外语言学》1981年第3、4期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雅柯布森文集》）。

从青年语法学派开始，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明确地限制于个人方言（idiolect）。个人方言是指“一个说话人使用一种语言与另一说话人在一次交谈时可能说出的全部话语”（Bloch,1948），而集体的语言习惯只不过是语言学家比较个人方言而得到的某种平均数，不能作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自索绪尔以后的语言研究为什么要区别语言与言语、共时和历时？为什么把语言研究的对象局限于语言的共时状态？目的就是要在个人方言的研究基础上建立相关的语言理论。乔姆斯基的语言理论在很多方面与结构语言学不同，但语言研究的对象应该限制于个人方言这一点上，则与索绪尔以来的语言研究无异，甚至将其推向极端，因为他认为语言学研究的是“一个完全同质的言语社团的一对理想的说话人——听话人”的语言能力，与其具体运用语言时表现出来的差异无关。从索绪尔到乔姆斯基，他们以语言与言语、或能力与运用的区分为基础而进行的语言研究，实质上都是“相互作用关系组成的集合开始成为注意是中心”这一科学思潮的发展的反映，在自己所进行的研究领域内建立起一个“相互作用关系组成的集合”。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发现这种语言观是有很大的局限的，因而又引起语言研究方法论的一次新发展，具体表现为语言变异理论的诞生和语义研究的发展。

2·2·4 新的科学发展思潮与所谓“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的兴起和发展有关，在科学研究中引入原来被系统论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的随机性、复杂性、偶然性的因素，认为“我们对自然的看法正经历着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即转向多重性、暂时性和复杂性”“我们正越来越多地观察到这样的事实，即在所有的层次上，从基本粒子到宇宙学，随机性和不可逆性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奇怪的是，在自然界中发现的意想不到的复杂性并没有减缓科学的前进，恰恰相反，它促成了一些新的概念结构的产生，这些新的概念结构正是我们今天认识物质世界所必须的”（普里戈金等，1984，26，27，34）。科学研究中引入随机性、复杂性、偶然性的因素，这对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来说，就要改变原来“拆零”的方法，把研究对象从理想状态中的研究转化为实际状态的研究。语言学从科学思潮的这种发展中吸取于己有用的理论和方法，认为不能把个人方言作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而应该到社会中去研究人们实际使用的语言，考察人们之间的语言差异和这些差异与其他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首先提出这一设想、并付诸社会实践的是以拉波夫（W. Labov）为代表的语言变异理论。他与魏茵莱什（U. Weinreich）、赫尔作格（M. I. Herzog）合写的《语言演变理论的经验基础》一文一再强调以个人方言为研究对象的语言研究的局限性，主张到语言社团中去研究人们实际使用的语言。这种实际使用的语言可以称为社会方言。社会方言是一个老概念，过去与地域方言相对，偏重于社会集团的一些特殊用语和对某些辞语的特殊理解，范围非常狭窄。我们这里所说的社会方言是指与个人方言相对的社会人群实际使用的语言现象。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从个人方言到社会方言，这又是语言学发展的一次重大转折。这次转折的意义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克服了索绪尔语言理论体系中的一个矛盾。索绪尔认为语言是社会的，而言语是个人的，但是研究社会的语言时却

Answ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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