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杜甫的漫游行为，并谈谈唐代文人漫游与唐代文学的关系

Question

急！！！通观杜甫人生，根据相关资料，分析杜甫的漫游行为。并以杜甫为例，谈谈唐代文人漫游与唐代文学的关系（老师这题是给20分）

Answer 1

唐代士林游风的形成，有其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
唐前期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疆域极其辽阔，其东南皆濒于海，西越葱岭，全国大部分时间总的来说还算太平。能够漫游江南塞北，又不担心兵灾匪患，这在古代社会是极其难得的。
为 了巩固封建统治和适应商业发展的需要，唐统治者很重视交通的畅达。当时的陆路交通以长安为中心，重要的交通干线东可达山东半岛，西北直通西域，西南可到南 昭，东北方向自太原经幽州可到营州，南下可分别到扬州、广州、邕州。同时，全国的航运事业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大运河沟通了南北水道，加上广通渠、新漕渠等 运河，以及各条天然河道，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水运网络。水陆交错，四通八达，为人们出行提供了舟楫之便。
随着交通业、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商业也渐渐繁荣。夹岸沿路，皆有店肆。客舍、邸店、车坊等与人们出游相关的业务大量涌现。杜甫在《忆昔》中写到“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说明当时人们出行已不再是一件苦差事。
唐 代的旅游景观数量众多，丰富多彩。除了大量自然景观外，唐人还开发营造了许多人文景观，如亭台楼阁、道观佛寺等。园林艺术在唐代也达到了相当水准。许多官 僚及文人墨客自建园林，如王维有辋川别业、钱起有蓝田园林、孟浩然有涧南园、李德裕有平泉庄，他们将审美理想倾注到园林的营构中，将山水诗画创作技巧运用 到叠山理水上，使园林别业成了一道特别的人文景观。
唐 代在经济上先后实行均田制、租庸调制。寄生于庄园制经济的豪门士族受到削弱，庶族地主的经济力量有所加强。政治上唐朝实行考试取士的科举制，极大的激发了 庶族士子入仕从政的积极性，为他们提供了实现自身利益和价值的途径。随着庶族地主阶层在政治、经济上的迅速崛起，他们也势所必然的成为了唐代文人的主体，唐代许多著名文人如孟浩然、王昌龄、高适、韩愈、柳宗元、白居易、李白等都出身于这一阶层。与豪门贵族安尊享荣不同，庶族地主往往出身
寒 门细族，没有门第爵禄的荫庇，需要凭借自己的才华，通过察举、征辟、科场、军功等途径跻身政坛。受时代奋发昂扬的精神影响，他们大多具有强烈的进取心，以 济苍生、安社稷为己任。他们或赴京应试，辗转千里；或传食幕府，历游山川；或赴边御敌，干求功名；或遁迹林泉，以隐求仕。文人们通过以上种种途径来实现自 身价值时，常常不得不在各地奔波往来、游历四方，推动了文人士子漫游风气的形成。
二、文人漫游的形式
从动机上分，唐代文人之游，可分山水游、宦游、边塞游和隐游。
山 水游。对于文人来说，山山水水、花草树木，最能触动他们敏感多思的情怀，引起心灵的共鸣，得到身心的愉悦和精神的慰籍。因此，历朝历代不少文人，不辞劳 苦，爬山涉水，将自己投入大自然的怀抱，陶醉在美丽的山水之间。唐朝文人热衷山水游的不乏其人，著名诗人陈子昂、李白、杜甫、孟浩然、王维、柳宗元等等， 都有过醉心于自然胜景的经历，“此行不为鲈鱼脍，自爱名山入剡中”（李白《初下荆门》）。唐代文人的山水游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积极的壮游；一种是消极 的消遣之游。
唐 朝自由的思想，宏大的气魄，洋溢着奋发向上的青春朝气，激发着知识分子的生活热情，使他们对未来充满了无限憧憬。在这种时代氛围感召下，唐代许多文人如陈 子昂、李白、杜甫等早在年轻时期，就“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李白《上安州史裴长史书》）。在壮游山水当中，陶冶情操，结交朋友，增长阅历，增加才干。 “行万里路，破万卷书”，为今后一展宏图，实现理想抱负打基础。杜甫二十岁时，开始了他历时十年、前后三次的壮游生活。第一次饱览了吴越秀丽的山川景色， 凭吊了众多的古迹名胜，“到今有遗恨，不得穷扶桑”（杜甫《壮游》）。第二次漫游，足迹遍于燕赵，并结识了李白、高适，三人情投意合，过着呼鹰逐兽，裘马 清狂的浪漫生活。与高适分手后，杜甫与李白又同游齐赵，彼此“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杜甫《与李十二同寻范十隐居》）。与情趣相投的朋友“气酣登吹 台，怀古视平芜”（杜甫《遣怀》），登高览胜，不免书生意气，豪情油然而生。在漫游中，杜甫写下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何当击凡 鸟，毛血洒平芜”（《画鹰》）等诗句，充分显示了他申志骋才、建功立业的渴望。
在 山川胜景、田园风光中留连忘返的还有另外一些文人。他们由于仕途受挫或不满现实，而醉心山水，躬耕田园，在漫游山水田园、饮酒咏诗中消遣时日，其中以孟浩 然、王维、白居易等为代表。孟浩然先后两次入京求仕，一次应试不第，一次随韩朝宗进京后，因友朋宴聚，未能践约，荐举未果，以布衣终老。由于仕进无门，孟 浩然无可奈何地选择了闲居乡村，漫游各地。其一生游历过洛阳、越中、淮扬、湘桂、豫章、巴中等地，过着萧淡洒脱的生活，李白曾赞誉他“红颜弃轩勉，白首卧 松云”（李白《赠孟浩然》）。他常常于行旅当中，将山光水色、田园风光付诸于诗，开创了盛唐山水田园诗派，在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大影响。王维、白居易后半 生，不满现实，消退了仕进之心，转而过着饮酒弹琴、游山玩水、栖心释氏的生活。他们生活优裕，饶有田庄别业，不愁衣食，无须躬耕，把余情雅致全放在了琴棋 书画，参禅悟道，寻幽访胜上。王维日与文士游览赋诗，“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王维《终南别业》），常游止的地方有二十余处。
宦 游。唐代国势强盛，政治开明，极大的激发了文人的政治热情。当时文人致仕主要有三条途径：一是科举致仕。文人科举及第取得任官资格后，再经过吏部授官。二 是举荐致仕。具备一定条件的人可以通过他人举荐或自我举荐任官或迁官。三是入幕致仕。文人通过加入藩镇幕府参与政事，也可由节帅推荐做官。宽松清明的用人 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文人的竞争意识和表现意识，不管哪条入仕途径都要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或者科举之前就已名闻天下，或者结交名人而被举荐，或者凭 借超凡才华被人征辟，凡此种种都需要四处活动，宦游因此应运而生。宦游也即为宦而游，在漫游四方过程中，干谒投赠，结交名人，培养关系，提高声望，找到一 条入仕的途径。宦游的文人当中最著名的是诗人李白和高适。
李白自恃有旷世之才，不屑科举，不原走应试入仕之路，希望通过求仙学道、投献诗文、干谒权要、结交名人而一鸣惊人。二十五岁那年，李白怀着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的抱负，离开了故乡，开始了长达一十七年的宦游生活。他“不求小官，以当世之务自负”（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 碣记》）。先是浪迹洞庭、江浙一带。后结交了道士司马承祯、元丹丘、胡紫阳和著名文人孟浩然、王昌龄等，干谒过安州都督、裴长史、李长史及荆州刺史韩朝 宗。尽管他的文才得到过安州都督的赏识，却未获重用。诗人没有停下他的脚步，三十岁左右，他西入长安，隐于终南山，结交卫尉张卿和玉真公主。这些活动也未 见效，他便浮黄河，经梁宋，历游河南、湖北、山西一带，后移居山东任城，与孔巢父、韩准、裴政等并号“竹溪六逸”。经过十余年活动，终于名动京师。当他踌 躇满志地应诏入长安时，诗人也为自己宦游成功而得意“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在长期的漫游生活中，李白饱览了祖国 的秀丽山河，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在他笔下：万里长江上“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黄鹤楼送孟浩然》）；九华山是“天河挂绿水，秀出九芙 蓉”（《望九华山赠青阳韦仲堪》）。
著 名诗人高适是“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旧唐书》），他出身孤贫，晚年官至左散骑常侍，封渤海县侯。高适的成功是他不断宦游，在功名路上汲汲以求的结 果。他五十岁入仕前长期隐迹渔樵，漫游各地。数赴长安应举，游蓟门、卢龙一带求取功名。曾投献诗文干谒过张九皋、李林甫等。后出边塞，投奔河西节度史。安 史之乱爆发，平叛乱有功而平步青云。从高适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唐代宦游文人们那忙碌的身影。
边 塞游。从戎入幕，效力边陲，是唐代中小庶族地主文人除应试赴举之外，博取功名，实现抱负的重要途径。加上唐前期的战争形势令人乐观，一次次重大的胜利，紧 接着就是论功行赏，因此，出关赴塞，入幕为官，成了文人入仕的要津。杨炯《从军行》：“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反映了当时文人们对弃笔从戎的热衷。唐 朝前期知名文人一般都有或长或短的边塞经历。高适、岑参、李益曾在幕府为官，王昌龄、李白、王之涣曾赴边漫游。边关奇异的风景，吸引文人们在军政闲暇游览 领略吟咏描绘。李白在边塞游中写下了“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关山月》）；陈羽写有“海畔风吹冻泥裂，梧桐叶落枝梢折。横 笛闻声不见人，红旗直上天山雪”（《从军行》）；岑参写有“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 （《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在他们笔下，边塞壮阔的景色，瑰丽的奇观，跃然纸上，令人神往。
隐游。《旧唐书·隐 逸传序》称：“高宗天后，访道山林，飞书岩穴，屡造幽人之宅，坚回隐士之车。”唐统治者出于实际的政治需要，屡下诏书求贤征隐，以此显示太平，教化风俗。 这种礼遇隐士的做法强化了社会的尚隐之风。由隐入仕成为士人阶层实现理想抱负的“终南捷径”，他们隐居山林养名待时，激扬名节，以期获得统治者的赏识与征 召。唐代尤其盛唐许多文人都有“置身青山，俯饮白水，饱于道义，然后谒王公大人以希大遇”（《全唐文》）的经历。当时隐逸队伍特别庞大，把隐逸作为晋身之 阶的文人士子不胜枚举。房涫以隐求仕，与吕向一起隐于陆浑山中。开元十二年，因其《封禅书》被宰相张说赏识而受封为秘书省校书郎。常建罢盱眙尉后在鄂州以 隐居待时，《唐才子传》载“（其）仕颇不如意，遂放浪琴酒，往来太白、紫阁诸峰，有肥遁之志。······后寓鄂渚，招王昌龄、张偾同隐，获大名当时”。李颀早年隐居嵩山，为了“业就功成见明主，击钟鼎食坐华堂”（李颀《缓歌行》）而“十年闭户颍水阳”（同上）。李白出蜀前曾在匡山隐居养其高士之名，出蜀后又先后隐居在寿山、白兆山桃花岩、嵩山。
“身 在江湖之上，心游魏阙之下”（《旧唐书》），成为唐朝一代文人隐逸的心理趋向，他们把隐逸视为与应举、出塞一样重要的功名之路。在养名待时的隐逸当中，他 们寻幽访胜，游山玩水，足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名山大川。如常建在隐游中，将所见所闻付诸于诗，写下了《题破山寺后禅院》、《宿王昌龄隐居》等一系列风格 独特的山水诗。李白在蜀中隐游时写下了《访戴天山道士不遇》、《峨嵋山月歌》等，将蜀中的景色作了形象地描绘。
三、文人漫游对唐代文学的影响
漫 游推动了唐代文学的发展繁荣。文人的漫游丰富了文学创作的题材。文人士子在漫游生活中得以广阔地接触社会，扩大了视野，增加了生活体验，使文学完全从六朝 宫廷文人那狭窄的天地中摆脱出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在唐代文学作品中，举凡渔樵耕织、民生的哀怨疾苦、边塞的祭神牧猎、山河景观、田园风光、战 事胜负等各种素材无不入题。从立功边陲的壮志，到隐居山林的闲趣；从饯别送行、羁旅思亲的离愁别恨，到累举不第、落魄淹蹇的牢骚怨恨，各种感怀得以抒发。 文人的漫游生活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为唐代文学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文人的漫游深化了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文人士子的漫游过程同时也是他 们认识社会、认识人生、认识自我的过程。正是有了对社会人生的深入认识，才能使文学创作更具思想内涵，更能深刻地揭示生活的底蕴。在这一过程中，高适看到 了“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燕歌行》），对军中苦乐不均的现象作了触目惊心的揭示；杜甫则在《三吏》、《三别》等诗中，刻画了一群被迫卖儿 鬻女、生活举步维艰的“乱离人”，真实深刻地反映了下层劳动者的思想感情；李白咏歌“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将进酒》），表达理想无法实现 时那深重的忧愁与悲愤。文人漫游陶冶了情操，提高了审美能力，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丰富多彩的漫游生活不仅使文人们开阔了眼界，也陶冶了他们的情操，提高 了他们的审美能力。文人漫游所到之处，往往或是名山大川，或是边关塞漠，大自然壮丽的景象，阔大的气魄，总会激发着文人们无穷无尽的想象和联想，使他们的 作品充满了瑰丽的艺术魅力。独特的漫游经历会成就独特的诗人，成就独特的诗歌。如李白那放浪纵恣、豪放飘逸的诗风，那游戏万乘、笑傲王侯的人品，那斗酒百 篇、自运方圆的才情，无不与他那独特的漫游生活息息相关。可以说李白的漫游经历为他的诗歌带来了鲜明的浪漫色彩，使其成为唐诗中的一朵奇葩。文人的漫游推 动了唐代文学风格流派的形成。在唐代文人中兴起的山水游和边塞游直接推动了山水田园诗派和边塞诗派的形成。文人游历山川，隐居田园，得以亲近自然，创作了 数量众多的山水田园诗，诗人们还经常相互酬唱赠答，清淡自然的山水田园诗派由此兴起。他们走向边关塞漠，为唐诗带来了慷慨壮大的气势和壮美的境界，促进了 边塞诗派的形成。并且，文人在漫游当中，经过长期的生活积累和创作实践，形成了各自鲜明独特的风格，如李白飘逸、杜甫沉郁、孟浩然清雅、高适岑参悲壮、李 颀常建超凡等等。总之，文人漫游对唐代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使有唐一代文学带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追问

多谢！但是要是能以杜甫的漫游经历为主，再谈唐代文人的漫游就更好了。

追答

这个里面就有杜甫的诗词，你可以把里面的别人的诗词举例换成杜甫的，杜甫在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六月至乾元二年(公元759年)秋，任华州司功参军。杜甫原在朝中任左拾遗，因直言进谏，触怒权贵，被贬到华州（今华县），负责祭祀、礼乐、学校、选举、医筮、考课等事。杜甫又被尊称为“诗圣”，与“诗仙”李白并称“大李杜”。他所写的诗，被人称为“诗史”。 到华州后，杜甫心情十分苦闷和烦恼。他常游西溪畔的郑县亭子（在今杏林镇老官台附近），以排忧遣闷。他在《题郑县亭子》、《早秋苦热堆案相仍》、《独立》和《瘦马行》等诗中，抒发了对仕途失意、世态炎凉、奸佞进谗的感叹和愤懑。
　　尽管个人遭遇了不幸，但杜甫无时无刻不忧国忧民。时值安史之乱，他时刻注视着时局的发展，在此期间写了两篇文章：《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冠形势图状》和《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为剿灭安史叛军献策，考虑如何减轻人民的负担。当讨伐叛军的劲旅——镇西北庭节度使李嗣业的兵马路过华州时，他写了《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的诗，表达了爱国的热情。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年底，杜甫暂离华州，到洛阳、偃师（均在今河南省）探亲。第二年三月，唐军与安史叛军的邺城（今河南安阳）之战爆发，唐军大败。杜甫从洛阳返回华州的途中，见到战乱给百姓带来的无穷灾难和人民忍辱负重参军参战的爱国行为，感慨万千，便奋笔创作了不朽的史诗——“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和“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并在回华州后，将其修订脱稿。“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夏天，华州及关中大旱，杜甫写下《夏日叹》和《夏夜叹》，忧时伤乱，咏叹国难民苦。这年立秋后，杜甫因对污浊的时政痛心疾首，而放弃了华州司功参军的职务，西去秦州（今甘肃省天水一带）。杜甫在华州司功任内，共作诗30多首。
　　杜甫几经辗转，最后到了成都，在严武等人的帮助下，在城西浣花溪畔，建成了一座草堂，世称“杜甫草堂”， 也称“浣花草堂”。后被严武荐为节都，全家寄居在四川奉节县。两年后，离开奉节县到江陵、衡阳一带辗转流离。唐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诗人病死在湘江的一只小船中。在他最后漂泊西南的十一年间，他虽过着“生涯似众人” 的生活，但却写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秋兴》、《岁晏行》等一千多首诗。 杜甫的诗都收集在《杜工部集》中。

Answer 2

唐代士林游风的形成，有其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