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本文以充分的论据批驳了“野合”为某种形式的婚姻的看法,继续肯定“野合”即是“野外交合”之意。同时又提出“试婚”说,即:孔子出生时,颜氏与叔梁纥尚处于“试婚”阶段;孔子出生后,由于叔梁纥的去世,孔子父母最终也没有结婚;孔子一直跟母亲在一起生活,直到母亲去世才知道自己的身世。以此为基础,本文还对史籍中存在的一些疑点作了相应的解释。
关键词:孔子 私生子 野合 试婚
孔子的身世问题,曾经被古今学者热烈争论过。然而孔子到底是私生子还是 婚生子,似乎至今仍没有定论。要弄清孔子 的身世,笔者以为有两个方面必须注意。首先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根据史籍仔细推究,不必“为尊者讳”;第二,对于有关史料,也必须加以考辨。这主要是因为古代许多学者都有“为尊者讳”的毛病;第三,由于史籍中有关孔子身世的记载不多,而很多重要的细节联系尚不 明确,因而就不能不依据一些蛛丝马迹作出合乎情理的推测。
史料的考辨和取舍是史学研究中的必须步骤,尤其是在某些史料相互矛盾的时候。有关孔子身世的记载,较早的史料主要见于《史记·孔子世家》、《礼记·檀弓》和《孔子家语》。这些资料中,《史记·孔子世家》无疑是最重要的;《礼记·檀弓》一些记载,内容与《史记》所记大致吻合,可以相互印证;《孔子家语》今本为三国时王肃所传,按其自称是得自孔子二十二世孙孔猛,其书虽晚出,而内容远较《史记》所记为详。又此书中有许多地方的解释是直接针对东汉经学大师郑玄而发,则又明显有“王学”与“郑学”斗争的迹象,故而此书似乎不可信。但是考虑到《汉书·艺文志》也曾载有《孔子家语》27卷,则原书可能发现或成于司马迁之后、班固之前,别有所见亦未可知。而王肃距班固仅约100年,或许可以得见原书。综上所述,王本《孔子家语》虽不足全信,亦可存之以为参考。但其中许多内容,尤其是与《史记》记载冲突的则需要予以考辨。
一
关于孔子身世,古今聚讼最著者莫过于“野合”二字。“野合”指男女关系者,一般认为即“野外交合”之意。但放到孔子身上,就产生了其他许多解释,列举出来,主要有:1. 年龄悬殊,不合周礼(如唐代司马贞、张守节);2. 婚姻手续不完备(如清代梁玉绳、桂馥);3. 圣人出生的神话(钱穆);4. 未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5. 叔梁纥家有妻妾,不便在家成婚,改到家外;6. 简单、草率的婚礼。[1]其中,1、2、4、5、6有一个共同点,即孔子父母是结过婚的,只是有某种不周全之处,即“凡未按古礼举行的婚姻都称之为‘野合’”[2]。
尽管如上所列,“野合”一词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理解,但既然争端起于《史记》,而《史记》作于汉代,那么汉代时的解释才是最重要的,不能把后世的理解强加到《史记》上,研究者们往往忽略了这一点。在笔者看来,如果“野合”在汉代或以前就有“不合礼仪的婚姻”之意,以司马迁的才华和严谨态度,他绝不会使用这么一个如此通俗而又有重大歧义的词语(诚然,在汉代以前,“野合”还有野外交战、野外宴乐之意,但是与男女关系无关,显然不会与这里的“野合”混淆)。有学者还认为,司马迁“不会对孔子大不敬。当他通过实地调查写《孔子世家》时,就把采集到的有关孔子的传说记入,因此‘野合’似不应有蔑意。”[3]笔者对此不敢苟同。司马迁固然很敬重孔子,但是作为一代良史,他更具备尊重事实、秉笔直书的史德。例如,他虽生于汉武帝时期,却敢于仗义执言,忤逆武帝;《史记·高祖本纪》也没有将刘邦塑造成一个英明神武的形象。从这些事实看来,司马迁应该不会歪曲事实,为人掩饰、美化。毕竟“英雄不怕出身低”,孔子是私生子,这只说明他是父母未婚而生的事实,并不是他的过错,更不是有损他形象的污点。“为尊者讳”反而是画蛇添足,完全没有必要。至于认为“野合”二字“大不敬”、“有蔑意”,只能说明作者对私生子的偏见罢了。从汉代的其他材料看,例如郑玄注《礼记·檀弓上》“孔子少孤,不知其墓”云:“孔子之父叔梁纥与颜氏女徵在野合而生孔子,徵在耻焉不告”,显然是认为野合即野外交合之意,完全不需要多作解释。正因为“野合”的含义非常通俗明确,所以连当时一些力图神化孔子的谶纬之作,也只有给“野外交合”披上一层神话的外衣,谓孔母在野外与神或龙交合。如《春秋纬·演孔图》:“孔子母徵在游于大泽之陂,睡,梦黑帝使请与已交。语曰:‘汝乳必于空桑之中。’觉则若感,生丘于空桑之中。”[4]《论语纬·撰考》:“叔梁纥与徵在祷尼山,感黑龙之精,以生仲尼。”[5]我们知道,汉代自武帝以后,孔子的地位日益尊崇,但即使如此,人们对“野合”的理解也没有根本分歧。可见在汉代,“野合”即“野外交合”之意是不容置疑的。
孔子名丘,字仲尼。《史记·孔子世家》:“(孔子)生而首上圩顶,故名曰丘云。”考“圩”字,乃是凹陷之意;“丘”则是小山、土堆,是凸起之地,两字含义恰恰相反。我们虽不排除这是故意取其反意,但联系到孔母“祷于尼山得孔子”,也许更能揭示孔子名字的由来。笔者认为,孔子的名字显然是有纪念意义的,很有可能尼丘即是颜氏与叔梁纥的野合之地,因此颜氏求子去尼丘祈祷,生子也取名尼、丘。这似可作为“野外交合”说的一个佐证。
但是自王肃《孔子家语》出来以后,情况就复杂了。《史记·孔子世家》仅谓“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孔子家语》则谓“梁纥娶鲁之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孟皮病足,乃求婚于颜氏,徵在从父命为婚。”忽然之间,不仅孔子一家人的情况历历在目,孔子父母也成明媒正娶了。但只要细细推敲,就可以发现许多不合情理之处。按《史记·孔子世家》:“(孔母)祷于尼丘得孔子”,若颜氏已与叔梁纥成婚(不论是否合礼仪),以叔梁纥大夫的身份,其配偶求子却要去野外祈祷,这未免不合情理。更不用说颜氏以临盆之身去尼山,而在归途产下孔子了。又按《孔子家语》:“(孔子)生三岁而叔梁纥死”,则孔子与这么多家人一起生活了至少三年,三岁大的孩子对家人应该有一些记忆,但孔子却从未提及他的兄弟姐妹,以孔子对伦理道德的执著,这是不可思议的。显然,如果孔子真有那些家人,则唯一的可能是孔子没有和他们一起生活那么长时间,甚至根本没有一起生活过,所以对他们没有任何印象。如果是这样,那么《史记·孔子世家》所记“丘生而叔梁纥死”就更为可信,这个问题留到后面继续讨论。
唐代司马贞作《史记索隐》时,又别开生面地提出“梁纥老而徵在少,非当壮室初笄之礼,故云野合,谓不合礼仪。”张守节作《史记正义》进一步煞有介事地发挥:“男八月生齿,八岁毁齿,二八十六阳道通,八八六十四阳道绝。女七月生齿,七岁毁齿,二七十四阴道通,七七四十九阴道绝。婚姻过此者皆为野合。”按《孔子家语》,叔梁纥娶颜氏时已七十岁,这是上述二说的根据,其实这是经不起推敲的。按《史记·孔子世家》,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那么鲁襄公十七年叔梁纥已六十六岁左右,而这一年叔梁纥还能与另外两人“帅甲三百,宵犯齐师,送之而复”[6](即黑夜率军突围之后又返回驻地)这未免让人难以置信。而且 古代男子多早婚,又没有任何避孕措施,就算叔梁纥有九女一子,而且儿子是最小的,那么若叔梁纥20岁结婚(这在古代已属晚婚),婚后每三年生育一个孩子(这种间隔也不算短),则孟皮出生时,叔梁纥不过50岁。若他想再要一个儿子,他会等到自己70岁了才要吗?毕竟70岁还能生育的人不多。况且以叔梁纥求子心情之迫切,他的孩子年龄间隔很可能不到三岁。综上所述,笔者推测,孔子出生时,叔梁纥应该尚在壮年。再说,年龄相差大的婚姻即为“野合”,至少在汉代及以前并无此说。《史记索隐》引《论语》“野哉由也”、“先进于礼乐,野人也”为证,认为“野”字即指不合礼仪,但在《论语》里即使可作此解,也不能说“野合”之“野”字也就是这种意思。这是典型的断章取义,不过是“为尊者讳”的良苦用心罢了。后世种种关于“野合”的解释,大多效法于斯,遂形成一桩学术公案。其实,若只致力于字词的考辨,只要不能排除 “野”的“野外”之意,即使还有更多别的解释也无济于事。前面所列的各种解释都有此不足。至于钱穆所见,似有倒置之嫌,应该是神话反映了“野合”的事实,而不是“野合”在说神话。
需要说明的是,“野合”虽是“野外交合”,却并不是强奸。有人曾以孔子生日(夏历八月二十七)推知孔母受孕之时在冬季,并认为其时野外天寒地冻,绝不会有野合之事,更遑论强奸[7]。但是,这所谓理由并不足以服人。因为即使是在冬季,也并非没有晴朗温和的日子,冬天发生的强奸案并不罕见。其实,真正的理由很简单:若颜氏是被强奸,那她肯定是希望不会致孕的,怎么还会去尼山祈祷求子呢?
还有一个问题是,以叔梁纥的陬邑大夫身份,他可能与颜氏野合吗?笔者认为,这是完全可能的。第一,叔梁纥求子心切;第二,叔梁纥是闻名鲁国的勇士,颜氏是青春少女,有可能互有好感。或者说,二人情投意合,一见倾心亦未可知;第三,春秋时代,男女关系是比较自由的。其时郑、卫、宋、楚等国都不同程度存在淫奔之风,从《诗经》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大量男女自由结合的例子。甚至在各国宫闱之中,淫闻艳史也屡见不鲜。此外,《周礼·地官·媒氏》更明确规定:“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可见,当时从风俗到制度,从宫闱到民间,男女关系都是相当开放的,野合应该不足为奇。叔梁纥的先祖是宋人,也有可能受宋地淫奔之风的影响。
二
“野合”即是“野外交合”之意,这一点已无须赘述。孔子究竟是不是私生子,现在的关键在于,孔子出生时,叔梁纥与徵在有没有结婚(不论是否合礼仪)。笔者大胆推测,孔子出生时,其父母尚处于“试婚”阶段。
按《孔子家语》的说法,叔梁纥有一妻生九女,有一妾生一子孟皮,而孟皮病足,所以叔梁纥想再生一子。照常理说,叔梁纥完全可以让他的妻或妾继续生育,但是显然出于某种原因,例如担心其妻再生女,其妾再生残疾儿等心理,叔梁纥才想另找一个配偶。他当然可以再娶妾,但是再娶也不能保证一定能生个儿子,最保险的办法当然是类似现代“试婚”的“借腹生子”,即先与某个女子发生关系,待生下儿子之后再将她娶过来。如果这一推测成立,则诸多疑点就可以得到较为圆满的解释。例如,因为还不是夫妻关系,所以叔梁纥和颜氏就只能“野合”;颜氏去尼丘求子,当然是希望生个儿子,然后与叔梁纥成婚;颜氏此时还不是叔梁纥的夫人,即使在怀孕期间亲自到野外求子也不足怪。他们的这种关系当然也是不合礼仪的。
孔子不是叔梁纥与颜氏的婚生子,还有其他一些证据。前述孔子不知其家人情况就是一例。还有一条重要线索一直被研究者忽略。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母亲死后,“孔子要绖,季氏享士,孔子与往。阳虎绌曰:‘季氏享士,非敢享子也。’ 孔子由是退。”叔梁纥是鲁国陬邑大夫,若孔子是其婚生子,则按宗法继承制度,孔子就应该顺理成章地拥有“士”的身份。但阳虎说“季氏享士,非敢享子”,言下之意明明是奚落他没有“士”的资格,而孔子也没有办法。原因在于,孔子是叔梁纥之子,虽然是公认的事实(因此孔子敢以“士”的身份去见季氏),但由于他出生时其母尚未与叔梁纥结婚(而且最终也没有结婚),故又不为正统宗法系统所承认,也许还受到孟皮一支的排斥。
前面说到,孔子出生后不久,叔梁纥就死了。但此时孔子到底有多大?笔者推测,很可能小到颜氏尚在产后调养阶段,故颜氏还不能与叔梁纥成婚。因为从《史记》“丘生而叔梁纥死”这句话的行文语气来看,孔子出生到叔梁纥死之间的时间很短。而且若孔子年龄稍大,则颜氏就可能与叔梁纥成婚,孔子也就有了“士”的身份,不至于受阳虎的嘲讽。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叔梁纥变卦或因为家庭阻力而不愿或不能娶颜氏,总之叔梁纥与颜氏没有结婚。
叔梁纥死时孔子还很小,重要的证据就是孔子不知父墓所在的记载。《史记·孔子世家》:“丘生而叔梁纥死,葬于防山。防山在鲁东,由是孔子疑其父墓处,母讳之也。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孔子母死,乃殡五父之衢,盖其慎也。陬人挽父之母诲孔子父墓,然后往合葬于防焉。”《礼记·檀弓上》:“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殡于五父之衢,人之见之者,皆以为葬也。其慎也,盖殡也。问于陬曼父之母,然后得合葬于防。”两书记载大致吻合。大意是说孔子不知道他父亲具体葬在什么地方。他母亲死后,孔子将她殡于五父之衢,后来有人告诉他父亲的葬处,孔子就将母亲迁到防山与父亲合葬。如果按《孔子家语》的记载,孔子父母乃明媒正娶,孔子三岁时父亲才死,那么孔母不可能不知道丈夫的葬处;以孔子对“礼”的虔诚,孔母也不可能在孔子长大后仍然不告诉他。若说因母子二人生活艰辛,不能经常去祭墓[8],也决不至于十几年内连一次都没有去。再说,若是明媒正娶,老夫少妻或者丈夫的死又有什么可忌讳的呢?事实可能是,叔梁纥死时,孔母还在产后调养;或者因为他们还没有结婚,故颜氏被孟皮家人阻拦而没有去送葬。总之是确实不知道叔梁纥的具体葬地,只约略知道在防山。由于还没有嫁给叔梁纥就生下孔子,所以颜氏有所忌讳也是可以理解的。
可能是由于孟皮家人的压力,也可能是为了主动避开周围的闲言碎语,叔梁纥死后不久,颜氏就带着孔子离开陬邑迁居到曲阜。孔子后来自谓“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9],应该就在这一时期。由于一直只有母子俩一起生活,颜氏又不愿谈及与孔父的关系,故孔子一直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只知道母亲的老家在陬邑,所以才会怀疑母亲有所忌讳。也因为颜氏有所忌讳并且迁居曲阜,故颜氏在世之日,一些知情人也没有将具体情况告知孔子,而只能在颜氏去世以后,孔子扶柩回乡时才告知其身世和其他情况。正因为直到此时,孔子才知道自己的身世,内心的震动非常大,所以恪守礼制的他才会不顾一切,在服丧期间去求见季氏。后人以此怀疑《史记》有误,其实不然。
关于前文所引《礼记·檀弓上》的一段文字,有学者还认为存在句读之误,应该是“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殡于五父之衢……”。并解释说,孔子知道其父亲埋在五父之衢,但不知道埋得深(葬)还是埋得浅(殡)。后来有人告诉他是浅埋,他就将父亲迁到防山与母亲合葬[10]。这是难以令人信服的。纵然司马迁、郑玄都断错句读,但是孔母死于曲阜,若其父亲殡于五父之衢,孔子为什么既不把父母合葬于曲阜,又不把父母合葬于五父之衢,而偏偏要另择防山作葬地呢?再说,古代迁葬一般是新死者迁就早死者,妻子迁就丈夫。因而《史记》所载,孔父葬于防山,孔母后死,暂时殡于五父之衢,孔子得知父亲的确切葬处之后,迁母亲到防山与父亲合葬的说法,无疑更为可信。至于认为“司马迁本心是想推崇圣人,反铸成如此大错”[11]云云,更属武断。如前所述,以司马迁的史笔,决无刻意推崇、美化某人之可能。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据《周礼·地官·媒氏》:“禁迁葬者与嫁殇者”,郑玄注:(迁葬即)“生时非夫妇,死既葬,迁之使相从也。”[12]孔子把母亲迁葬到防山,在当时显然是违反礼制的。而且从道理上讲,至少应该引起孟皮一支的阻挠。而事实上,孔子却顺利完成迁葬和认祖归宗。究其原因,笔者推测,最大的可能是孟皮已死而且没有后嗣。理由是,叔梁纥因孟皮病足而想再生一子,估计孟皮的残疾应该相当严重,以致有短寿甚至绝嗣之虞,故不宜继承宗祧。否则叔梁纥也不至于另求配偶来延续香火。如果孟皮已死,孔子又是大家都知道的叔梁纥的唯一血脉,那他当然就是叔梁纥家族的继承人,他的姐姐们即使还在世,恐怕也不会反对。至于社会舆论,由于祖先的声望、叔梁纥的威名以及孔子本人的学识品行,孔子基本上还是能够得到认同的。孔子的这种特殊身世和早期的坎坷经历,应该说对孔子一生在仕途和思想上的发展也有微妙的影响。
参考:
http://nankong.zjqzez.com/Article/hblx/hblx_jd/hblx_jd_jd/200505/132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