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化历史与客观存在历史的关系

主观化历史与客观存在历史的区别与联系表现在哪几个方面

  【刘曙光】历史认识的客观性与主体性
  不去探讨历史认识的能力和性质就径直去探索历史的本质和规律,这是自康德、黑格尔直至汤因比以来的传统历史哲学即思辨的历史哲学的一贯做法。但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做法却为一些历史哲学家所诟病和质疑,被讽喻为飞鸟要超过自己的影子,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也正是因为这一质疑,于是有了思辨的历史哲学与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分野;有了历史哲学关注的中心由历史本身如何运动到人们如何认识历史运动的转变;有了历史哲学重心由追求客观意义上的历史规律到主观历史知识性质的转移;有了历史哲学主题由本体论研究到认识论研究的转向;有了历史哲学立足点从客体向主体的转换。从此以后,历史知识、历史认识的性质以及历史研究的方法问题,就成了国内外学术界(特别是历史哲学、史学理论领域)的热点、焦点和难点问题。

  在西方,思辨的历史哲学一般从客体出发,主张客观性原则和决定论原则,把历史事件(史料和史实)当成一种不依赖人的意识或意志的客观存在,主张在历史研究中“价值中立”“秉笔直书”,将历史研究的目的看成是恢复或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使历史的真实性与客观性同一。而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则更多地从主体出发,主张主观性(主体性)原则,认为历史事实并不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而是人们的理解与解释中的存在;由于理解历史的人都有着自己的利益、需要和价值取向等主体性的因素,因此,对过去的历史能够持客观、中立态度的历史学家是不存在的;他们提出了诸如“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等极有价值的命题,但也有极端论者把一切历史都看作是当前的自我意识的历史。

  在我国学术界,一些研究者把历史认识(历史研究)的方法归纳为两大类:在客观主义历史观指导下的科学主义方法和在人文主义历史观指导下的人文主义方法。前者用自然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看历史;后者则认为研究历史即是理解历史,而理解历史即是建构历史,而不可能是简单地再现历史;历史理解其实也就是自我理解;建构历史其实也就是自我建构;历史的真实性与客观性形成于主体间的视界融合之中,因此,应采用不同于自然科学的诠释学等人文主义方法。这些论者提出历史研究的主导范式应该是人文主义方法①。

  笔者认为,国内学者的上述主张实际上是由于受西方历史哲学的深刻影响而提出的,这种对历史研究方法的概括和总结并无多少新意;而且,把历史研究的主导范式看作是人文主义方法,这种主张确实有离开马克思唯物史观而重返唯心史观之嫌,也是很值得商榷的。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是超越思辨与分析的,在研究方法上历来强调主体性原则与客观性原则的统一②。

  众所周知,上述两种方法在中国古代对经学的解读中就已经存在:即“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的方法。所谓“我注六经”,就是要求真务实,尽量避免主观性,注重历史性,不可伪造,不可任意演义或解说,目的在于使阅读者通过他的著作中了解经典,它侧重于训诂考证、章句解梳,在历史上以汉学为代表;所谓“六经注我”,则是强调体验和感悟,侧重于义理阐发,借古人之经典寄托自己的观点,常常超出经典文本的范围,这种解读往往带有主观性,在历史上以宋学为代表。

  上述两种方法或立场虽有明显的区别,但实际上也是有联系的,因为两者各具特色,各有建树,不应该有高下优劣之分。不管是一般读者还是研究者,他们在阅读文本的时候,不可能是纯粹站在哪一种立场上,而是两种立场兼而有之,这也刚好是读者与作者、研究者与文本的双向互动。我注六经,六经注我,“既合于古,又适乎今”。有多少个观众,就有多少个哈姆雷特。正因为如此,近些年来,有的学者提出,“重读经典”这个“重”字更强调研究者的新的时代眼光。做学术研究,不仅要深入地研读“经典”,并且要用新的时代眼光去“重读”“经典”;学术创新是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智慧阅读,尤其是对元典文本的创造性诠释及其诠释方法的推陈出新而获得的。

  二、现代历史哲学的困惑

  现代西方历史哲学家大多认为,历史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和认识方法。自然现象是可以重复的、普遍的,自然科学家可以通过试验、观察、比较等方法和手段,发现自然界的因果联系,形成自然知识。自然界存在着普遍的客观规律,自然科学知识也是客观存在的。在社会历史领域,过去作为已经完成了的事实,虽然是不能改变的,但是,每一代人都用自己的眼光来解释过去,每一个研究者都在自己的思想中重演过去。这样,历史和历史知识似乎成了可以任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没有客观性可言。

  因此,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知识?也就成了困扰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历史哲学问题。对于这一问题,不同的史学流派会做出各自不同的回答。例如,实证主义史学认为客观的历史知识是存在的,人们可以借助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全面收集材料和考证史料,建立历史知识体系,构建历史科学的大厦。批判的历史哲学是“对历史知识标准的唯心主义叙述”,它认为“历史学不是一门抽象的而是一门具体的科学,它不是归结到普遍的知识而是归结到关于个别真理的知识”,我们之所以能够以具体的细节而掌握个别知识,是因为我们自身有心灵,“我们能够重新思考或重新生活它们,并富有想象力地把我们自己置身于过去或现在曾最初思想过或经验过它们的人的地位上”,富有想象力的复活过程为我们提供关于历史的个别知识③。

  一些西方学者围绕这一问题做了较为深入的思考和探索,对我们探讨历史知识的本质、进行历史认识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如迈克尔·斯坦福在他的《历史知识的本质》一书中,不仅对不同学派的不同观点做了分析和总结,而且阐述了历史知识形成过程的各种要素和阶段,提出了历史认识活动的结构。斯坦福认为,历史知识形成的各阶段都需要结构的帮助来使这些表述有充分意义。历史学家的困境在于:他一方面要把过去看作真的和过去一样,另一方面他又只能通过自己和他人的观念作为媒介才能看到过去。关于过去的客观知识只有通过学者的主观经验才能得到评价和判断④。

  史学个别论的创始人、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狄尔泰认为,历史学只和生动的个体打交道,而且历史学家是根据他个人的经验来研究过去的事情,由此而做出的判断都是主观的。在他看来,一部人类史就是一部精神发展史。因此,研究历史是一种精神活动,它不是为了寻求客观的因果解释,而是要通过主观的体验来达到主体对研究对象的真正了解。历史是要从内部加以认识的,历史即体验和理解。

  在狄尔泰看来,任何一种历史现象都是有限的,并因此是相对的。任何的价值、判断都是通过各个民族和时代所具有的有关意义、价值和意图的相对的观念给定的。人们则在某种程度上把这些观念扩展为绝对的东西。生命和精神是处理各种思想和混乱状况的最高主宰。

  狄尔泰的相对主义思想被李凯尔特、文德尔班等人接受和发展,形成了一股反对历史客观规律性的历史相对主义思潮。

  新康德学派中巴登学派成员李凯尔特认为,社会历史事件是个体、个别的东西,其客观性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对某一事件的观点,不仅不依赖于认识的对象,而实际上还是认识的主体创造自己的对象,“科学仅是靠主体的改造活动而发生的”⑤。李凯尔特否认历史唯物主义是一门科学,认为它是政治的党派的偏见,是一种以粗暴的和非批判的方式臆造出来的历史哲学。

  文德尔班是史学特殊性理论的创始人。他认为,科学可以分为规律科学和个别科学。规律科学是解释可重复的事物,而个别科学则解释仅仅发生一次的个别的、不可重复的事物。历史作为一门科学并不知道有规律,历史知识力求认识个别事物。历史学是研究心理的东西,倾向于直观。历史认识的目的永远在于把那种在现实中只呈现一次的人的生活如实地描绘处理,加以理解。

  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克罗齐认为,历史只是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和事件,是通过特殊的具体再现特殊。历史是精神,是思想,是人类意志和心智的产物。精神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以前全部历史的结果。历史学的方法是要靠内省,靠对历史社会的体验。“历史方法论和历史认识论的中心问题在于,客观地认识过去只能靠学者的主观经验才可能获得”⑥。历史知识是偶然的、特殊的、不可重复的,没有普遍的客观规律,历史中没有因果关系。历史运动是一种盲目的、非决定性的力量在起作用。只有现实生活的需要和兴趣才能促使人们去研究过去,人们又总是根据当代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去研究、认识和评价历史,因此,当代性是一切历史的内在特征。那些不能引起人们现实的兴趣、不能在现实的人们的心灵中复苏的历史,是没有当代性的,“此刻对我来说,那些历史就不是历史,充其量只是一些历史著作的名目而已”⑦。

  克罗齐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为了说明这一思想,他还区分了历史和编年史,“历史是活的编年史,编年史是死的历史;历史是当前的历史,编年史是过去的历史;历史主要是一种思想活动,编年史主要是一种意志活动。一切历史当其不再是思想而只是用抽象的字句记录下来时,它就变成了编年史,尽管那字句一度是具体的和有表现力的”⑧。当生活的发展需要过去的事实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许多哑然无声的文献当它们被新的生活的光辉所照射时,它就会再度出来发言。克罗齐思想的合理之处就在于,它揭示了历史认识的复杂性,指出历史认识是史料、史实与认识主体在现实需要的激发下所进行的一种双向互动的对话过程。

  和狄尔泰、克罗齐的思想一脉相承,20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柯林武德也否定历史的客观性和共同性,否定历史规律的存在,强调历史认识、历史知识的主观性,强调历史的本质即思想。他反对用自然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手段来研究历史,因为历史现象不同于自然现象,自然现象仅仅是现象,而历史现象的背后却有着思想。抽掉了思想,历史就不成其为历史,柯林武德认为,历史学家的使命就是发现事件背后的思想,由此他得出结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⑨历史学家发现事件背后思想的方法,就是在自己的心灵中重新思想它们,“思想史,并且因此一切历史,都是历史学家在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的思想”⑩。历史学家之所以能在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的思想,因为过去就存活在现在之中。历史认识就是重演过去的思想,历史知识就是那些能够在历史学家的心灵中加以重演的东西。当然,这种重演不是消极被动的,而是要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要批判过去的思想,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并纠正自己所能识别的错误。“除了思想之外,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有历史”(11)。

  历史是什么呢?波普尔继承了柯林伍德“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观点,认为历史作为事件过程的反映,是根本不存在的。不可能有像它所曾的确发生过的那种过去的历史,每一代人都有权构造他们自己的解释。总之,历史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构造出来的,没有客观规律可言。

  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给我们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包括认识自然和认识历史的区别、从认识主体角度探讨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历史认识中的真理和价值的关系、如何检验历史认识的真理性、如何以及能否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强调历史研究的历史感和现实感,等等。

  但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自身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

  其一,割裂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过去与现实是双向互动的,不仅现实决定过去,过去也决定现实。历史虽然已成为过去,但它并没有化为“无”,并不是无影无踪,无可查考,而是以一种浓缩或萎缩了的形式存在于现实之中;而现实是历史的延续、缩影或展开,因而现实提供了认识历史的钥匙。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残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12)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运用从后思索方法,从已经逝去的生活过程中,我们可以找到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这些规律是不以认识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认识不能脱离历史本身,或者说,历史认识论不能脱离历史本体论,因为,历史认识并不是历史研究者毫无根据地、不着边际地去虚构以往的历史过程,以自己的主观意志随意勾画历史认识的内容和结果。历史认识作为一种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3)。分析的历史哲学强调历史认识的当代性,强调历史和思想的统一性,这无疑是对的,但是,否定历史认识、历史知识的客观性,把思想等同于全部的历史,把历史客体主观化、虚无化,必然走向历史怀疑论和相对主义。

  其二,夸大了自然规律和社会历史规律的区别。自然规律和社会历史规律是有区别的,自然规律发生作用的时间跨度相对较长,社会历史规律起作用的时间跨度则相对较短。也就是说,社会历史规律发生作用受一定时空范围的限制,而且,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一些社会历史规律停止作用,另一些社会历史规律形成并发生作用。但是,自然规律和社会历史规律的区别不能夸大,自然规律不应该被绝对化和永恒化;社会历史规律也不应该被相对化和个别化。否认社会历史规律的存在,实际上,是否认社会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否定动态地研究社会历史,割裂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而把历史变成一种静止的、凝固的、个别的现象。

  现代历史研究强调“通过历史来理解现在,通过现在来理解历史”,这不仅是一种历史认识方法,而且也是对历史存在共性、规律性的肯定。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历史现象的共性、重演性或者说规律性,是我们研究社会历史的意义所在。所以,克罗齐指出:“当生活的发展需要它们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会变成现在的。”(14)死历史之所以会复活,是因为它和生活的发展有共性,对当下的生活有重大的指导、借鉴、启发作用。

  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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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1-07-10
具体文物和史书之间的区别
联系 主观化历史是建立在客观存在历史之上的
第2个回答  2011-07-10
主观是对客观已知历史的推论。

主观化历史与客观存在历史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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