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志强：紫砂铭文艺术比较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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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紫砂艺术年鉴 2017-2018”项目意在总结、梳理中国紫砂艺术独特的民族艺术语言与崭新魅力，同时在当下的基础上扩展开来，瞻仰未来新的面貌。在项目的行进过程中进行学术上的探讨与精进，同时提供一个交流与解读的全新艺术角度。

　　此项目包含《中国紫砂艺术年鉴 2017-2018》书籍与“薪火相传：行进中的中国紫砂艺术”学术邀请展两部分。

　　《中国紫砂艺术年鉴 2017-2018》一书以紫砂艺术家为叙述单元，全景梳理和再现本年度中国紫砂艺术发展与繁荣全貌，忠实、客观地记录中国紫砂艺术领域代表性艺术家的创作情况，清晰地体现中国紫砂艺术传承发展的蓬勃状态。 力求以学术为标杆，以紫砂艺术家为基本叙述单元，全面、系统的梳理和再现2017-2018年度中国紫砂艺术的发展和繁荣全貌，力求客观、公证，以年鉴的方式，为广大读者提供一本实实在在的中国紫砂艺术的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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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紫砂铭文艺术比较谈）

　　文/鲍志强

　　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祖先就发明了制陶术，用泥土在火上煅烧，便能制出适于生活和生产需要的陶土日用品，这是那个时代的需要，也是那个时代的文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制陶技术不断进步，先民们开始意识到在器物表面进行装饰，或把自己对美的认识与追求或刻或画，运用于陶器上。器物的造型与装饰完美，它既是物质产品的制作，也是作者对美的创作、精神上的追求，二者形影相随，有机而自然地结合在一起。

　　人们常谈论“紫砂文化是什么？”我认为紫砂文化是一种综合文化，不能独立从某一个方面去看，我分析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紫砂为“岩中岩”全国乃至世界，这种优质紫砂矿石，只有宜兴丁蜀镇产出，独树一帜；二是中国古老制陶业悠久的历史传统，给紫砂以各种装饰造型上的选择；三是历代陶艺工匠，反复实践不断创造，使紫砂工艺精湛、式样繁多；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文人参与使紫砂增加许多文化含量；五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人文环境影响；六是博大精深茶文化的影响，使紫砂文化寻求到自己的根基。我们暂且不谈别的，就从紫砂铭文与其他陶瓷铭文比较，便能看出其文化含量。

　　统观中国陶瓷器中的铭文，其功能主要有二：一是表明制作的年代、地点、作者等；二是用其作为装饰陶瓷的一种手段。中国历史上的陶瓷品类很多，有彩陶、黑陶、红釉陶、长沙陶、青瓷、辽瓷、彩绘瓷、磁州窑瓷、唐三彩、紫砂等等。但常以陶瓷铭文作为装饰陶瓷手段的，主要有三家：一是唐代湖南长沙窑；二是宋元时期磁州窑瓷；三是盛于明清时期宜兴紫砂器。

　　唐代长沙窑是中国陶瓷运用铭文作为装饰陶瓷手段的开始。多见诸壶和盘、碗之上。陶瓷工匠用毛笔写在壶体之上或盘、碗内底的诗，多为五言或六言民歌，也有一部分谚语、俗语，反映的内容相当丰富。有故人讲礼貌的：“客人莫直入，直入主人宴（嗔）”、“扣门三五下，自有出来人”；有反映商贾的：“买人心惆怅，卖人心不安，题诗安瓶上，将与买人看”；有反映歌*的：“自 从 君别后，常守旧时心。洛阳来路远，还用几两金”；有反映游子的：“男儿大丈夫，何用本乡居，明月家家有，黄金何处无”；有反映征战的：“一月三战场，曾无尝罚为。将军马上坐，将士雪中眠”；有祝愿吉祥的：“上有东流水，下有好山林”、“主人居此宅，可以斗量金”等等。另外民间谚语和俗语的运用也很普遍，如：“羊伸跪乳之义”、“牛怀舔犊之恩”、“仁义礼智信”、“罗网之鸟，悔不高飞”等等。

　　从以上这些陶瓷铭文来看，它们是反映社会低层人们的生活与思想，因为长沙窑陶器的使用对象，正是这些社会的低下层老百姓。长沙窑陶瓷用以上这些铭文作装饰，正是满足了当时这些顾客的欣赏情趣与实用需要。 宋元时期的磁州窑陶瓷器继承了长沙窑在陶瓷器上题写诗文装饰的传统，多见于瓷枕，其次是瓶、罐、盆等物器。宋代的词、元时的曲，在磁州窑器物上常常可以见到。河北出土的一件陶枕上，题写《如梦令》一首：“曾醉桃源西宴，花落水晶宫殿，一枕梦初惊，人世光阴如电。飞雁，飞雁，不见当年人间”。表现一种对时光流逝，人生如梦的感叹，是一种农村中读书人的情调。故宫藏磁州窑陶枕，面上题写《行香子》一首：“寒暑催迁，名利萦牵，得禄时平地神仙，忙中光影，醉哀长年，也由人，也由地，也由天。春风似杳，秋水香莲，小池塘杨柳轻台。一筇床畔，千卷窗前，有时行，有时生，有时眠。”是读书人回首往事，安度晚年的自在神态。鼓城镇出土的瓷枕，枕面上题写《朝天子》一首：“左难右难，枉把功名干，烟波名利不如闲，到头来，无忧患。积玉堆金，无边无岸，限来时，悔后晚，病患过关，谁救得贪心汉。”表现了失意文人的悔恨，求功名不成的自我安慰。

　　从磁州窑陶瓷器上的铭文来看，它们反映的是中下层读书人的思想情绪，显然与长沙窑隐器服务的对象（普通老百姓）有明显的区别。在文化品位上提高了许多。

　　明清时崛起的宜兴紫砂窑铭文，与唐代长沙窑、宋元磁州窑一样，是非官办的民窑。铭文也常常作为其重要的装饰手法之一，但与前两家不同的是紫砂器物上题写铭文，不是由匠人推动，而是由于一大批文人直接或间接参与而兴盛。

　　与长沙窑与磁州窑的制作工艺不同，紫砂器为无釉陶，素面素心，在紫砂坯胎上镌刻铭文只需以刀代笔就可，文人参与十分方便。且撰写铭文，可以记事、寓意、言志、寄情、赋诗、填词，许多文人墨客都乐于此道。宋代以后的文人诗赋中，赞美紫砂茶具的特别多：如元代蔡司玷《霁园丛话》云：“余于白下获一紫砂罐，底有‘且吃茶清隐’草书五字，知为孙高士（即元代名隐孙道明）遗物，每以泡茶，古雅绝伦。”明代文震亨《长物志》云：“茶壶以砂壶为上，盖既不夺香，又无熟汤气。”清代李渔《杂说》中云：“茗注莫妙于砂、壶之精者莫过于阳羡，是人皆知矣。”文人雅士、高官隐贤品茶，并参与制壶、定壶的同时，也给紫砂茶具注入丰厚的文化内涵。

　　紫砂陶器浑厚大气、朴实无华的特性，非常适于文人。早在明代大文人赵宦光、董其昌、潘允端、邓渼、项元汴、蒋升瀛等人都曾派专人前往宜兴定制茗壶。当时制壶泰斗时大彬与大学问家王世贞、陈继儒的合作更是传为佳话。明嘉靖年间进士，上海豫园主人潘允端在自己家的“乐寿堂”落成之际，在宜兴特别定制茶壶，底刻“会向瑶台月下逢，乐寿堂制。”明代崇祯翰林院典籍陈煌图撰写紫砂壶铭：“明月一天凉似水”。清乾隆进士书画家郑燮在白泥粗砂壶撰写铭文：“嘴尖肚大耳偏高，才免饥寒便自豪，量小不堪容大物，两三寸水起波涛。”清代道光鉴赏家朱坚砂胎包锡壶铭有：“一榻茶烟结翠，半窗花雨流香”。清广西桂林府通判、诗人汪森撰写壶铭：“茶山之英，合土之精，饮其德者，心恬神宁。”清嘉庆时安徽溧阳知县、著名金石书画家的陈鸿寿撰壶铭：“青山个个伸头看，看我庵中吃苦茶”。“方山子、玉川子，君子之交淡如此”？海上书画家瞿应绍撰壶铭：“翡翠婵娟，春风荡漾，置壶竹中，影落壶上”。“一枝鲜粉艳秋烟”等等。　　

　　从以上紫砂器物上的铭文来看，它明显区别于长沙窑、磁州窑陶瓷上的铭文，这些铭文使紫砂器物更具文化性，而从铭文题写的风格来看，长沙窑铭文题写无章法，磁州窑稍有进步。书法上，长沙窑朴素随便；磁州窑也不讲究。款式上，长沙窑为“瓦货志行”、“庞家”、“卞家小口天下第一”等；磁州窑为“张家造”等，是陶瓷商业化的表现。而宜兴紫砂器，由于当时文人、书画家、篆刻家们的参与，铭文布局合理、字法讲究、刀法老练，而且风格面貌多样，各具特色。在前人关于铭文的著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评述这些书法的文字如：“其款字有晋唐风格”、“气格款字刻工均饶书卷气味”、“笔法疏宕有致”、“眉字隶书，尤为别致”等等，这些铭文充分显示出“文人气”，而非“工匠气”。

　　清代饮茶之风盛行、紫砂器物也进入皇宫，乾隆皇帝嗜茶如命，还说出“朝不可一日无君，君不可一日无茶”之语，并亲自定制宜兴紫砂壶，并在壶上堆写御题诗，如泥绘人物山水题诗壶为乾隆七年定制《雨中烹茶泛卧游书室有作》：“溪烟山雨相空濛，生衣独作杨柳风。竹炉茗椀泛清濑，米家书画将无同。松风泻处生鱼眼，中泛三峡何须辨。清香仙露沁诗脾，座间不觉方咁转。”又如乾隆十六年在朱泥束颈大底壶上御诗：“才酌中冷第一泉，惠山聊复事烹煎。品题顿置体暂昔、歌咏膻芗赤赖前。开土幽居如虎跑，舍人文笔拟龙眠。装池更喜商邱荤，法宝僧庵慎弃全。”另有乾隆金彩诗覆斗壶上有镶金彩篆文“御制花港观鱼，锦棱不籍。天孙掷练，影中堆万。簇云设与，水仙作春。服天边风，月傲清华”等等。乾隆皇帝对宜兴紫砂的偏爱与倡导，使得当时紫砂界名家辈出、繁荣昌盛，这种风尚还在乾隆后期很长时间流行。这种封建最高统治者的参与写诗题铭，也是唐代长沙窑与宋元时期磁州窑铭文中所没有的。

　　紫砂器物出现制作的几百年间，由众多艺人工匠辛勤耕耘乃至文人墨客合作设计制作之后，逐渐形成集造型、装饰、诗词、文赋、金石、书画等传统文化为一体的综合实用民间美术工艺品，紫砂不但可作为实用性的饮茶品茗的器皿，也可作为读赏把玩的艺术品，从而达到精神上的享受，还可当作镇纸、笔筒、笔洗等文房用具，这些均是唐代长沙窑与宋元时期磁州窑所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