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明朝末年利玛窦和金尼阁的汉语拼音方案。
中国历史上的汉字注音,除了中国人自己创造的直音、反切法外,还有西洋人拟制的汉语拼音方案。随着中国和西方国家交往的发展,西洋人为了学习汉语汉字,在中国传教,音译中国的人名、地名和事物名称,曾制定过多种拉丁字母式的汉语拼音方案。
第一个创制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读音的方案的西洋人是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 Ricci),他是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1583年来到中国,1605年(明朝万历三十三年)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迹》一书。内有《信而步海,疑而即沉》等四篇文章。罗常培根据文章的汉字与拉丁文对照的译文,整理出一个包括26个声母和44个韵母的汉语拼音方案。
1626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610年来华),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一部最早用音素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他的拼音方案是在利玛窦方案的基础上修改成的,人称"利、金方案"。
"利、金方案"的出现对当时中国的音韵学者有很大的启发。明末学者方以智开始思考中国的拼音文字问题:"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字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前清学者杨选杞看了《西儒耳目资》大受启发:"予阅未终卷,顿悟切字有一定之理,因可为一定之法"。"利、金方案"促进了中国传统的音韵学研究方法的革新,为反切法开辟了一条"不期反而反,不期切而切"的简易途径。这两个方案是最早的汉语拼音方案,是以"官话读书音"为标准写的,适合于拼写北京音。它"引起了汉字可以用字母注音或拼音的感想,逐渐演进,形成二百年后制造推行注音字母或拼音字母的潮流"。
(2)鸦片战争后的教会罗马字和西洋人的汉语译音。
"利、金方案"产生后的二百年间,由于清朝政府奉行闭关自守政策,外国人的汉语拼音也因此沉寂。
鸦片战争后,"海禁大开",西洋传教士和商人纷纷涌入中国,于是西洋人的教会罗马字和汉语译音也迅速发展起来。
A.方言教会罗马字。
最早到中国来的基督教传教士是英国人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至1834年),他于1807年到广州传教。1815年至1823年出版了一部中英对照的《中文字典》,用他自己设计的官话拼音方案拼写汉语。他在字典中还附录一种广州方言的拉丁字母音节表。这是方言教会罗马字的萌芽。
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传教以东南沿海各通商口岸为传教中心。这些通商口岸(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等)都是东南各方言地区的代表城市,这样就促使了各种方言罗马字的产生。传播得较早较广的是厦门的"话音字",大约开始于1850年,据说仅仅在1921年就印售读物五万册,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估计住在本地和旅居海外的还有十万人左右应用这种方言罗马字。
教会罗马字对中国汉字改革运动有较大的影响,起到了宣传汉字可以走拉丁化拼音方向的作用,并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的技术上提供了有价值的经验。
B.威妥玛式和邮政式。
威妥玛(又译伟德,Thomas F.Wade)是英国驻中国使馆的中文秘书,1867年,出版一部京音官话课本《语言自迩集》。起初是作为使馆人员学习汉语的注音工具,后来由于他的方案接近英文,扩大了用途,成为音译中国地名、人名和事物名称的通用标准,不但外国人用它,中国对外出版物上的汉语译音也用它。直到1977年联合国第三届地名标准化会议通过了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中国地名罗马字拼法的国际标准时,威妥玛式才停止使用。
西洋人汉语译音方案中,还有一个被称为邮政式的方案。清光绪年间,中国开始办理邮政和电报,实权都掌握在英国人手中,他们把英文里的中国地名译音作为邮政和电报的书写标准。这些邮电地名,除个别方言拼音(如"厦门"写成Amoy)和习惯写法(如"广州"写成Canton)以外,一般都是官话拼音。邮政式跟威妥玛式相近。
C.方言际辣体汉字。
1931至1932年,法国和加拿大的两位天主教传教士合作制定了"辣体汉字"方案。这是根据汉字古代读音《广韵》设计的拉丁字母汉语注音方案。它试图利用古代汉语的声韵比现代汉语多得多的条件,使一个方案在不改变字母的情况下可以读各地方言的方音,以此解决方言的分歧问题,成为一种"方言际"的汉字拼写方案;同时,它又试图对同音汉字采用不同的拼音法式,解决拼音文字中的同音词问题。设想似乎周到,可是拼写法和读音法很复杂,实用价值不大。方言际辣体汉字方案的尝试是失败的。
4.清朝末年的切音字运动
1.切音字运动概况。
切音字运动是指1892至1911年的拼音字母运动。这正是中日甲午战争和变法维新运动的时期。当时,中国面临着被世界列强瓜分的严重危机。在这国事动荡、人心思变的年代,爱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力主变法图强。于是,维新运动就成为群众性的爱国主义运动。一些爱国的知识分子考虑到要救国图强就要普及教育、培养人才,就要克服繁难的汉字所造成的障碍。这样,切音字运动就在改良主义思潮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
1891年宋恕在《六斋卑议》中首先提出"须造切音文字"的主长。1892年卢戆章发表"中国切音新字"厦腔读本《一目了然初阶》,宣布了切音字运动的揭幕。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发表过赞成推行拼音文字的意见。康有为在他的著作中提出"凡文字之先必繁,其变也必简"的观点和"以字母取音,以简易之新文"来书写"中国名物"的设想,并亲自拟制过拼音方案。梁启超为沈学的《盛世元音》写序,介绍切音字运动,赞成创制拼音文字,主张汉字和切音字并存。谭嗣同也在他的《仁学》中积极提倡拼音文字,提出"尽改象形为谐声"(即拼音)的主张。
据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所载,1892年到1910年,全国各地提出的切音字个人方案有28种。从字母形式看,有以下几种类型:汉字笔画式14种,速记符号式5种,拉丁字母式5种,数码式2种,自造符号式1种,还有一个康有为的方案(未见原稿);从音节的拼音方式看,有17个是声韵双拼制,4个音素制,1个三拼制,6个拼法不详;从拼写的语音看,有10个是拼写官话音的,9个是拼写方言的,9个拼音不详。从总体上看,切音字运动的主流是拼写官话音的双拼制汉字笔画式字母方案。
2.切音字运动中的主要人物及其方案。
(1)切音字运动的揭幕人卢戆章和他的切音字方案。
卢戆章(1854―1928年),字雪樵,福建同安县古庄乡人。他21岁到新加坡半工半读,专攻英语。25岁回厦门教中国人学英语,教外国人学厦门话。他对流行于厦门的教会罗马字接触很多,教会罗马字启发了他创制拼音文字的思想。从28岁开始,他"屏弃外务,朝夕于斯,昼夜于斯"。经过10年努力,终于在1892年写成了第一个中国人自己创制的字母式的拼音文字方案《一目了然初阶》(中国切音新字厦腔)。并手抄全文,自费刻印出版。
卢戆章认为:"窃谓国之富强,基于格致;格致之兴,基于男妇老幼皆好学识理;其所以能好学识理,基于切音为字。"切音为字,就可以做到"字话一律","字画简易"。从而,人们可以"省费十余载之光阴,将此光阴专攻算学、格致、化学以及种种之实学,何患国不富强也哉"。他把推行切音字看作是国家"振兴之本",这种观点虽有片面性,然而,这也反映了他毕生致力于切音字的研究与推广完全是出于爱国思想的指导。
卢戆章认为:"中国字或者是当今普天下之字之至难者。"但他并不主张废除汉字,而是主张"切音字与汉字并列",通过切音字"可无师自识汉文"。他的这种"切音字与汉字并行"的观点是切音字运动的一个普遍观点。
卢戆章的方案采用的字母是拉丁字母的变体,他取拉丁字母"l、c、?"三种笔画,加以变化,编制出一套55个字母的拼写方言(厦门、漳州、泉州等)的切音字方案。他的方案虽然是拼写方言的,但他主张语文统一,"以一腔为主脑"。认为:"以南京话为通行之正字,为各省之正音,则十九省语言既从一律,文话皆相通;而中国之大,犹如一家,非如向之各守疆界,各操土音之对面无言也。"
1893年,卢戆章出版了《一目了然初阶》的节本《新字初阶》,满腔热情地向群众推广,"有从而问字者,不惜焦唇敝舌以诱之。"
1898年,光绪皇帝实行变法维新,宣布"广开言路","奖励新著作、新发明"等。京官林辂存呈《上都察院书》,推荐卢戆章等的切音字方案。呈文得到各堂官会衔代奏。但是新政很快失败,"百日维新"结束,奏请用切音字的事也就无下文了。
维新运动失败后,卢戆章应日本的台湾总督儿玉邀请,去台湾主持总督府学务科。在台湾三年,受日本假名字母的影响,放弃了变体拉丁字母的方案,设计了汉字笔画式的方案《中国切音字母》。这个方案有声母25个,韵母102个,主要用来拼写北京音,也可以拼写泉州、厦门、福州等方言。
1905年,卢戆章到北京,向清朝政府学部呈缴《中国切音字母》。被驳回后回厦门,在民间推行他的方案。途经上海时,把《中国切音字母》修改、补充,改名为《北京切音教科书》。此外,还出版了包括北京、福州、泉州、漳州、厦门、广东等六种切音字方案《中国字母北京切音合订》。
1913年,卢戆章代表福建省参加在北京召开的"读音统一会",对会议通过的注音字母采用三拼制持不同意见,回厦门继续推行他的方案。
1915年,他出版了第三个汉语拼音方案《中国新字》,也是汉字笔画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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