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还没有出现之前，古人是怎么样选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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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举制形成原因及特点，“对策者百人，唯（晁）错为高第”。可以看出在汉文帝时期，不但有了考试，而且还根据考试成绩划分了名次。至汉武帝时期，察举制达到完善。儒家子弟作为主要的做官之人，“非治儒术者不取，董仲舒取为上第”。

这一时期确立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原则，并以法治绳之，达到了学术思想、政治体制、知识分子三位一体的结合，使中央集权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当时，察举所选拔的对象并不局限于平民学子，既有“白身”也就是没有官职的普通百姓，也有已有官职在身的官吏。只要德行达到要求均可参加选拔，也就是考试。但并不以考试成绩作为主要的考核标准，而是以德行方面的名声。到汉光帝时期，考试的成绩才逐渐作为重要的考核项目，并不再单一的以德行作为评判。这一时期的考核也更加的公平。

察举制的科目及要求。察举制，主要是依靠中央高级官员， 选拔平民子弟或者底层的低级官吏入朝或升迁。萧咸就曾为丞相的府吏，后来通过察举制被举荐。察举制又设有岁科（常科）以及特科。“孝廉”，“茂才”，“察廉”，“光禄四行”这四种科目为岁科。其中“举孝廉”为主要的一科，也是人才来源的最主要一科。根据历史的不同时期以及特殊年份，特科所考的科目也不同，主要依据当时的朝中的缺口来补充。

孝廉，作为最重要的一科，也是升官途径最快的一科，以考察子弟的德行为主，大部分都是通儒学的高官及富豪子弟通过此途径入朝。但同时，通过举孝廉入朝的官员，在历史上出名的也多。东汉名臣李膺就是举孝廉入官，入朝以后文能广纳天下学子，武能多次打退鲜卑入侵。武帝时期下诏，

“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东汉和帝时，举孝廉以人口为单位，不再是以郡为单位。“郡国人口不满10万三岁（年）举孝廉一人；不满20万二岁举一人，20万岁举一人；四十万举二人；上至百二十万六人"。后来又限制年龄，40岁以上才能举孝廉为官。不过由于各种原因，“限年法”很快废除了。

茂才，其重要性仅次于孝廉。原是秀才科，因避刘秀讳，更改为茂才。汉武帝元封五年下诏：“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这是此科之始。但在西汉时期，茂才不作为“岁科”。茂才科主要是现任官吏的考核。因本身资历高，在四科之中起点最高，多起用为县令。并且“茂才”入官者中不少人都能身居高位。例如，东汉周举，官至光禄卿。在当时流行先举孝廉，再举茂才。但茂才的要求高，能举茂才的人数极少。

察廉。有不少人认为察廉就是孝廉，但其实不是。察廉被举者多是低级官员，由于忠于职守，被上级看中推举，按原职升任。与茂才不同的是，茂才的官员起点高，人数少，而察廉的范围广泛。

光禄四行，起源于汉元帝时期。是为具有质朴、敦厚、逊让、有行四种品行，但才能方面并不突出，并且长时间没有晋升的官吏特别设置的科目，每年从中选举出一两人晋升。“诏丞相、御史举质朴、敦厚、逊让、有行者，光禄岁以此科第郎从官。”

察举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招揽各类人才为朝廷效力，但通过察举制进入官场的官员容易对举荐人产生感恩之情，导致拉帮结派行为产生，不利于朝堂的稳定。

其二，察举制，由于缺少统一的鉴定标准，容易存在推举不公平的现象。郡县地方在察举制的盛行之下形成评议之风。“清议”名士好品评臧否人物，不重实际，空发议论。而真正有才德之人容易被埋没。其中有不少品行不佳，毫无才能之人钻制度之漏洞，通过贿赂官员入朝，助长了歪风邪气。

其三，豪门望族、地方权贵，把持了察举制的选举权。豪门子弟不问品行皆可入朝，而真正有才能的寒门子弟入朝无望。察举制成了变相的“世袭制”。

其四，德行的评判难以作为真正的考量标准。人是复杂且多变的，德行的评判难以做出真正的客观评价。例如，王莽在篡汉前，在民间有很大的声誉和威望，在后来却成为篡汉的历史罪人。“向使王莽身先死，一生真伪谁复知？”。

尽管察举制存在很大的弊端，甚至为后来的汉朝动乱埋下了隐患。但察举制作为两汉时期重要的人才选拔来源，区别于之前的世袭制与军功制，对汉朝的兴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后期随着考试制度的完善，察举制演变为科举制，德行也不再作为重要的考核标准。但是察举制的产生为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不可或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