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是范仲淹手下的小弟，曾经跟随范仲淹一起，在宋仁宗时期主持过庆历新政。而王安石和司马光，又都是欧阳修的小弟，他们都是欧阳修在宋仁宗时期举荐给朝廷的。
至于苏轼，那就是这几个人共同的弟弟了。准确来说，苏轼是欧阳修的门生，苏轼考取进士的那一年，恰好就是欧阳修主持考试，因此苏轼可以尊称欧阳修一声老师。
我们从年龄上也能看得出这四个人的关系。范仲淹出生于公元989年，欧阳修出生于公元1007年，司马光出生于1019年，王安石出生于1021年，苏轼最小，出生于1037年。
基本上是10年一个层次，这几位都是宋朝赫赫有名的文人，也都是政坛上著名的政治家。除了苏轼的政治地位稍微低一些，其他人都进入过宋朝中枢机构，王安石和司马光更是先后担任过宋朝的宰相。但是他们之间却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估计每个中国人都能张口就来，这便是范仲淹的名句。其实他还有更有意思的一句话：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我在朝廷里面做官的时候，担心的是老百姓们过得好不好。真正让我到了地方上做官以后，我又开始担心皇帝过得好不好。
其实范仲淹的一生，恰好能用这句话来形容。宋仁宗掌握实权以后，对宋朝冗兵、冗官以及冗费额的现象非常不满，于是打算发起改革。
当时的范仲淹担任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的意思。他得到了宋仁宗的器重，担任了这次改革的主要领导。结果范仲淹一口气上书10条改革方略，把贵族势力得罪的彻彻底底。
宋朝才经历了4个皇帝，范仲淹就要对贵族集团动手了，这肯定会遭到各方面势力的打击。结果宋仁宗顶不住压力，向贵族集团妥协，范仲淹心知不妙，立刻自请出去做官，为期不到两年的庆历新政便这么失败了。
然更张无渐，规摹阔大，论者以为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举劾，人心不悦。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稍行，而朋党之论浸闻上矣。---《宋史》
当时的欧阳修还没有进入核心机构，只是一名谏官，专门上书提意见的那种，他紧跟着范仲淹一起搞新政，相当于是他的马仔。新政失败以后，他也被贬到了地方做知州，也就是滁州。
我们曾经读过欧阳修的《醉翁亭记》，那就是在庆历新政失败以后写的，环滁皆山也，这一句话可也是流传千古的写景名句。
司马光和王安石的年纪相仿，两个人中进士的时间也相差不多，所以基本上算是同一个时代的文人。他们刚考上进士的时候，欧阳修已经在搞庆历新政了。可见他们和欧阳修之间还是有代沟的。
他们俩最初的关系是相当好的，两人彼此都很欣赏对方的人品。尤其是司马光，曾经在宴会上，发现王安石说自己滴酒不沾，于是从头到尾就没有喝过一口别人的敬酒，这种胆略气度，深深吸引了司马光。
安石曰："近臣不知为谁，若两宫有言，乃向经、曹佾所为尔。"冯京曰："臣亦闻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为归，故京独闻其言，臣未之闻也。"监安上门郑侠上疏，绘所见流民扶老携幼困苦之状，为图以献，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侠又坐窜岭南。---《宋史》
于是司马光悄悄把自己小时候砸缸救人的故事讲述给了王安石听，因此王安石对司马光也十分敬佩，两人就这么成为了至交好友。
但是这两个人后来却分道扬镳了，为什么呢？其实跟个人的交情是没有关系的，主要是政见不同。
司马光天天读史书，所以因循守旧，不愿意做任何改革方面的尝试。而王安石是个激进派，他成天就想着要改革，要变法。早在宋仁宗时期他就曾经上书过，打算变法。
可惜宋仁宗胆子小，经历了上次变法失败的教训后，他只能把王安石留给子孙后代了。王安石到了宋神宗时代，就成了宠儿一枚，不仅担任了宰相，而且主持变法。
同时期的司马光因为反对变法，气愤之余回家写书了，这一写就是19年时间。这期间王安石两起两落，而变法事业也进入了瓶颈期，最终王安石被变法同盟们出卖，再也没有机会复出。
宋神宗努力打算延续熙宁变法，可惜能力有限，就算累死了，也没实现将变法策略贯彻下去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