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政治错误——个人评论
苏轼在文学史上的成就几乎无人可与其媲美，但是以他的才学为什么会在政坛上一败涂地呢？
苏轼在自己人生第一次重要考试中就得到如此高的成绩，并且深得欧阳修的赏识，自然会表现出一些高傲，在政治斗争中极其容易得罪朝廷当中的一些元老重臣。这与他首次赴试便成功，缺少官场经验有关。但是他在朝廷中并没有受到特殊排挤，是因为他与欧阳修是师徒关系，欧阳修是极有影响力一位文坛泰斗，朝廷中可以说是门第众多，大家都卖给他一些人情。而且当时的苏轼并没有危及到各党派之间的根本利益，党派斗争也没有那么白热化。然而苏轼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依旧我行我素。之后因父病逝，苏轼暂时退出政治舞台，这应该是苏轼进入官场后过得最安定的时期了。
但在熙宁二年，他复出后，集团斗争激化，最终新法派赢得了主要政权，苏轼对于王安石的变法持有一定的反对态度，自然与新法派有些间隙。所以，他先后请调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地方官。之后他也做出了一些成绩，得到了稳固的民众支持。但是，新法派的一些官吏为讨好王安石，稳固自己的集团的地位，就想出了置旧法派官员于死地的主意。但是，司马光等是元老重臣，多少还是有一些势力的，弹劾他们有一定风险；那些一般的官吏，名不经传，即使弹劾下来了也起不到威慑作用，对旧法派也没有损失。这时苏轼就成了最理想的攻击对象，因为当时欧阳修已死，苏轼的后台塌了一半。而且苏轼在当时的文艺界是顶级大师，是后起之秀观摩学习的对象。说不定，苏轼将来依靠自己在文学艺术方面的影响来树立一个自己领导的政治集团，这是对他们自己，乃至整个新法派集团是十分不利的。所以不论从眼前还是今后考虑，苏轼都是最好的攻击对象。之后，苏轼便因莫须有的罪名下狱。幸而当时太后说情，一些初入政坛，以苏轼为楷模的官员上书劝谏，神宗自己也喜欢苏轼的诗词，苏轼才逃得一死，谪贬黄州。
到了元佑元年，旧法派重新掌握了大权，政坛上出现了大逆转，苏轼得以回朝。但是苏轼也不是旧法派的死党，他并不全盘否定新法，他有自己独特的想法。所以他在旧法派中受到排挤。然而苏轼并没有因此而收敛，反而更加坚定自己的立场，在是否废除新法的问题上与执政旧法派发生严重分歧。苏轼再次请求外调，因为苏轼并不是完全的“政治白痴”他明白自己的力量根本不足与执政党派抗衡，只能外调杭州，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因为在杭州他可以得到完全的行政执法权，他在杭州有着强大的民众基础。但是，这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无论是他的地方政绩还是他的文学成就都被众多官员所妒嫉。所以在元佑六年被召回，接着诬告就接连不断。小样儿，你一个苏轼也敢在我们执政党面前出风头，我弄不死你！于是苏轼先后被派往颍州、扬州、定州。但苏轼仍然立志于在其势力范围内进行自己的改革。
绍圣元年，哲宗亲政，新法派重新夺回执政大权，对元佑旧臣进行了严厉的贬斥。苏轼也就被再次贬官由英州、惠州，一直远放到儋州。苏轼感到自己已经力不从心，处处碰壁使得苏轼甚至有些心灰意冷，但是希望之火并不曾熄灭，他仍然希望在某一天自己的政治理想能充分实现。然而恶劣的环境使苏轼身心疲惫，苏轼在人生最艰苦的日子中挣扎。终于，在元符三年，苏轼得以北归。然而此时的苏轼的身体已是百孔千疮，病魔最终在靖国元年七月夺去了他的生命。苏轼终于可以真正获得安定了！
苏轼在文学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笔，但是他在政坛中却成了史上少见的“背运者”这只归咎于他自己的性格。第一，苏轼太过于尖锐，上书指责时总是单刀直入，这当然不符合当时宋朝统治者喜好文词的心理。第二，苏轼在政局中最强大的两党斗争时没有站对立场（当然他这样是出于使宋朝更富强的原因），并且想要凭借一己之力来力挽狂澜这是最愚蠢的做法，他这样做会使自己成为两党共同攻击的对象，没有人当靠山，而害他的人却排着长队。无论是哪个党派执政，苏轼都不可能有所作为，能保住自己的项上人头就不错了。第三，文学成就高过于政治能力太多，自然容易受人嫉妒。你一个小小的知州，就这么爱耍风头？说白了就是要党同伐异，除掉苏轼这个官场中的大文豪。毕竟苏轼的文章影响力不一般。说不定哪天你苏轼在诗词中讽刺我，那我以后还怎么混？我就是要把你搞下来！
这三点，只要犯一点在当时的政坛上就足以致命，然而苏轼一个人倒也是豪气冲天，全包了！还外带一个自己搞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村”，你朝廷的对民政策归朝廷的，我苏轼不管，我自己有一套！这不是在政策落实上公开反叛吗？你苏轼是不是认为自己比当今圣上更英明？这可是大不敬，换了哪个皇帝也不喜欢这样的臣子。要不是苏轼在任职期间深得民心，宋朝又注重文学，苏轼就是有十条命也无济于事啊！
苏轼的人格不可否认，但是他在当时当官确实是走错了政治路线，所以导致他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以彻底失败告终。
苏轼在文学史上的成就几乎无人可与其媲美，但是以他的才学为什么会在政坛上一败涂地呢？
苏轼在自己人生第一次重要考试中就得到如此高的成绩，并且深得欧阳修的赏识，自然会表现出一些高傲，在政治斗争中极其容易得罪朝廷当中的一些元老重臣。这与他首次赴试便成功，缺少官场经验有关。但是他在朝廷中并没有受到特殊排挤，是因为他与欧阳修是师徒关系，欧阳修是极有影响力一位文坛泰斗，朝廷中可以说是门第众多，大家都卖给他一些人情。而且当时的苏轼并没有危及到各党派之间的根本利益，党派斗争也没有那么白热化。然而苏轼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依旧我行我素。之后因父病逝，苏轼暂时退出政治舞台，这应该是苏轼进入官场后过得最安定的时期了。
但在熙宁二年，他复出后，集团斗争激化，最终新法派赢得了主要政权，苏轼对于王安石的变法持有一定的反对态度，自然与新法派有些间隙。所以，他先后请调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地方官。之后他也做出了一些成绩，得到了稳固的民众支持。但是，新法派的一些官吏为讨好王安石，稳固自己的集团的地位，就想出了置旧法派官员于死地的主意。但是，司马光等是元老重臣，多少还是有一些势力的，弹劾他们有一定风险；那些一般的官吏，名不经传，即使弹劾下来了也起不到威慑作用，对旧法派也没有损失。这时苏轼就成了最理想的攻击对象，因为当时欧阳修已死，苏轼的后台塌了一半。而且苏轼在当时的文艺界是顶级大师，是后起之秀观摩学习的对象。说不定，苏轼将来依靠自己在文学艺术方面的影响来树立一个自己领导的政治集团，这是对他们自己，乃至整个新法派集团是十分不利的。所以不论从眼前还是今后考虑，苏轼都是最好的攻击对象。之后，苏轼便因莫须有的罪名下狱。幸而当时太后说情，一些初入政坛，以苏轼为楷模的官员上书劝谏，神宗自己也喜欢苏轼的诗词，苏轼才逃得一死，谪贬黄州。
到了元佑元年，旧法派重新掌握了大权，政坛上出现了大逆转，苏轼得以回朝。但是苏轼也不是旧法派的死党，他并不全盘否定新法，他有自己独特的想法。所以他在旧法派中受到排挤。然而苏轼并没有因此而收敛，反而更加坚定自己的立场，在是否废除新法的问题上与执政旧法派发生严重分歧。苏轼再次请求外调，因为苏轼并不是完全的“政治白痴”他明白自己的力量根本不足与执政党派抗衡，只能外调杭州，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因为在杭州他可以得到完全的行政执法权，他在杭州有着强大的民众基础。但是，这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无论是他的地方政绩还是他的文学成就都被众多官员所妒嫉。所以在元佑六年被召回，接着诬告就接连不断。小样儿，你一个苏轼也敢在我们执政党面前出风头，我弄不死你！于是苏轼先后被派往颍州、扬州、定州。但苏轼仍然立志于在其势力范围内进行自己的改革。
绍圣元年，哲宗亲政，新法派重新夺回执政大权，对元佑旧臣进行了严厉的贬斥。苏轼也就被再次贬官由英州、惠州，一直远放到儋州。苏轼感到自己已经力不从心，处处碰壁使得苏轼甚至有些心灰意冷，但是希望之火并不曾熄灭，他仍然希望在某一天自己的政治理想能充分实现。然而恶劣的环境使苏轼身心疲惫，苏轼在人生最艰苦的日子中挣扎。终于，在元符三年，苏轼得以北归。然而此时的苏轼的身体已是百孔千疮，病魔最终在靖国元年七月夺去了他的生命。苏轼终于可以真正获得安定了！
苏轼在文学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笔，但是他在政坛中却成了史上少见的“背运者”这只归咎于他自己的性格。第一，苏轼太过于尖锐，上书指责时总是单刀直入，这当然不符合当时宋朝统治者喜好文词的心理。第二，苏轼在政局中最强大的两党斗争时没有站对立场（当然他这样是出于使宋朝更富强的原因），并且想要凭借一己之力来力挽狂澜这是最愚蠢的做法，他这样做会使自己成为两党共同攻击的对象，没有人当靠山，而害他的人却排着长队。无论是哪个党派执政，苏轼都不可能有所作为，能保住自己的项上人头就不错了。第三，文学成就高过于政治能力太多，自然容易受人嫉妒。你一个小小的知州，就这么爱耍风头？说白了就是要党同伐异，除掉苏轼这个官场中的大文豪。毕竟苏轼的文章影响力不一般。说不定哪天你苏轼在诗词中讽刺我，那我以后还怎么混？我就是要把你搞下来！
这三点，只要犯一点在当时的政坛上就足以致命，然而苏轼一个人倒也是豪气冲天，全包了！还外带一个自己搞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村”，你朝廷的对民政策归朝廷的，我苏轼不管，我自己有一套！这不是在政策落实上公开反叛吗？你苏轼是不是认为自己比当今圣上更英明？这可是大不敬，换了哪个皇帝也不喜欢这样的臣子。要不是苏轼在任职期间深得民心，宋朝又注重文学，苏轼就是有十条命也无济于事啊！
苏轼的人格不可否认，但是他在当时当官确实是走错了政治路线，所以导致他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以彻底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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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7-08-25
苏轼，字子瞻，自号东坡居士，四川湄山人。东坡自幼博贯内外群典，属文日数千言，一○五七年二十二岁时进士及第致仕。在朝期间，时值王安石推行新法.东坡站在保守派的立场，上书力陈新法之害。书曰：「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薄厚，不在乎穷与贫。人主知此，则知所轻重矣。」要求神宗权衡轻重，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要急于有功而贪富强。神宗阅书后，特单独召见东坡，倾心而谈。东坡对曰：「臣以为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其言隐指安石，要神宗提防。神宗悚然有省地说：「朕当详思之。」但苏轼的直谏也因此得罪了安石，遂被请出朝廷。在外期间，因心怀不平，常以诗论讽，又引起小人的讪谤，被捕入狱。安石欲置以死地。神宗念其忠心，又怜其才华，不忍深罪，遂以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执掌地方军事的助理官）安置。安石死后，司马光任宰相，苏轼复入朝，升为翰林学士（皇帝身边的顾问兼秘书官），但终以才高言直，为权臣所忌恨，历贬至惠州（今广东惠阳）、琼州（今海南岛）、杭州等地，建中靖国元年（一一○一年）死于常州，享年六十六。《宋史》卷三百三十八「本传」评述其一生说：「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必以爱君为本，忠规谠论，挺挺大节，群臣无出其右。但为小人忌恶排挤，不得安于朝廷之上。」寥寥数语，概括出了苏轼的仕官生涯和高尚人格。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第2个回答 2007-08-25
“论点的新”主要体现在论者对苏轼有新的评价标准。过去对苏轼的评价总是以其对待 王安石变法的态度为依据，50年代以前扬苏抑王，解放以来又扬王抑苏。论者认为：“把王 安石变法当作评价北宋历史人物的唯一的政治标准：凡是拥护新法的都是进步的；凡是反对 新法的就是反动的。这种作法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歪曲和背叛。”苏轼与王安石的分 岐，“归结到一点：即王安石侧重于变更法制，把‘择吏’放在次要位置；而苏轼则侧重于 ‘任人’，把变更法制置于第二位上。至于在限制豪门权贵，施行富国强兵、巩固封建王朝 统治等政治大方向方面，他们并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王主张激进速达的变法，苏轼主张 渐进缓成的变革，从历史潮流看，都具有历史进步性。这就打破了长期以来苏轼研究中“非 此即彼”的旧模式。对苏轼的总评价，不能看其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而要全面地分析其世 界观。苏轼的世界观充满了矛盾，为何形成此状，很少有人深究，《苏轼新论》从多方面探 讨了造成苏轼复杂思想的原因，如社会历史背景、思想根源阶级根源等等。
第3个回答 2007-08-31
韩琦、张方平、范镇、司马光这几个人反对新法，对苏轼有一定的影响，因为苏轼与他们或有大恩，或为至交。而王安石排斥苏澈，则把苏轼推倒到了对立面了。还有就是苏轼自己个人的原因。要知道，人宗心目中的"储备宰相”守完丧返京，却发现王安石已经捷足先登了。个人的失意，还有就是新法某些和苏轼思想不合拍，使得苏轼认为新法于国不利，认为王变法是以“悍药毒石”智力久病虚弱之人，于己不利。
苏轼对司马光的尽废新法，要一切“皆如旧制”也是不苟同的。与其分歧主要表现在免除免疫法，恢复差役法之争。啊！！！不会说了...
苏轼对司马光的尽废新法，要一切“皆如旧制”也是不苟同的。与其分歧主要表现在免除免疫法，恢复差役法之争。啊！！！不会说了...
第4个回答 2017-11-05
苏轼一代文豪，却缺乏政治眼光，不能称得上称职的政治家，至今为王安石变法失败感到遗憾。北宋，文学艺术科学历朝历代无与伦比，军事却一塌糊涂，刚刚成立就杯酒释兵权，大家听过太多宋朝的文学家科学家，也听说过《梦溪笔谈》，却没怎么听过几个兵法著作，武将寥寥无几，大家肯定听过靖康耻，犹未雪，，没有哪个朝代，能把皇帝被掳走，所以他和他的政治集团是失败的。跟他的文学成就没法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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