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洽生学。治国学适应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 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 管理等方面。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 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瀚，作为管理的指导 思想和主要原则，可以概括为如下一些要点。
1．顺“道”。中国历史上的“道”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 “道”，是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这里用的是后一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
《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管子?形势》)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 “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管子?山国轨》)人们要取得自己行为的成功，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按自身之“轨”运行，对于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管子?形势》)。
司马迁把社会经济活动视为由各个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进行的自然过程，在社会商品交换中，价格贵贱的变化，也是受客观规律自然检验的。他写道“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人们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张，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民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对于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顺应客观规律，符合其“道”，乃治国之善政(《史记?货殖列传》)。
“顺道”，或者“守常”、“守则”、“循轨”，是中国传统管理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2．重人。“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
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必先为民谋利。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修文德以来之” (《论语?季氏》)，使“天下之民归心”，“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尧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孟子?离娄上》)《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心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管子?牧民》)。西汉贾谊说：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国家的安危存亡兴坏，定之于民；君之威侮、昏明，强弱，系之于民；吏之贵贱，贤不肖，能不能，辨之于民；战争的胜败，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为准。”(《新书?大政上》)这些思想历代都有，逐步成为管理国家的准则。
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故《管子》把从事变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管子?五辅、枢言篇》)。
我国素有“求贤若渴”一说，表示对人才的重视。能否得贤能之助，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得贤人，国无不安广…?失贤人，国无不危”(《吕氏春秋?求人》)。诸葛亮总结汉的历史经验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晏子春秋》则把对人才“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视为国家的“三不祥”，其害无穷。
在治生学方面，我国也有重视人才的传统。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史记?货殖列传》)。唐代陆贽说：“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则丰富，拙而兼隋则篓空”(《陆宣公集?均节财税恤百姓》第一条)。西晋的傅玄说：“夫裁径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傅子?授职篇》)凡能工巧匠，或对生产建设有重大贡献者，如春秋时发明木作工具的鲁班，战国时修建都江堰的李冰，修建郑国渠的郑国，汉代发明二牛耦耕法和三脚条播器(三脚耧)的赵过，发明和改进炼铁鼓风器(水排)的后汉的杜诗和韩暨，对发展纺织工业有重大贡献的元代黄道婆等人，都传颂千古，流芳百世，为人典范。《管子》一篇国情普查提纲(《问》)中列专项调查国内的生产能手，树立“人率”，进行表彰。司马迁《货殖列传》记载，齐国的“奴虏”，即下等人，人皆贱之，唯刀间独具慧眼，赏识这些人的才能，收取重用，“尽其力”，“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发了大财。
3．人和。“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故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管子?形势》)。“上下和同”，“和协辑睦”(《管子?五辅》)，是事业成功的关键。战国时赵国的将相和故事，妇孺皆知，被传颂为从大局出发讲团结的典范。
求和的关键在于当权者，只有当权者严于律己，严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无私，才能团结大多数。《管子》提出“无私者容众”，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独举”、“约束”、“结纽”这些宗派行为，不可“以爵禄私有爱”，要严禁“党而成群者”(《管子》五辅、法法等篇)。李觏说国家的统治者必须“无偏无党”，“循公而灭私”，“天子无私人”，从国家机构中清除那些嫉贤妒能，钻营利禄，大搞宗派，戕害民生的 “恶吏”，以改善官民关系。唐太宗是个讲团结的君主，他不仅重用拥护自己的人，而且重用反对过自己的人，他救下了曾反对其父李渊的李靖，委以重任。魏征曾力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太宗就位后不计前隙，照样重用，且平时能“从谏如流”，“爱谏诤”，思己短，知己过，使群臣乐于献策，齐心治国。正因为唐太宗广泛团结人才，形成一个效能很高的人才群体结构，贞观之治才有了组织上的保证。
近代成功的企业家也都注重人和，创办申新纱厂的大企业家荣德生治厂以“《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对待属下，“管人不严，以德服人”，“使其对工作不生心，存意外”，“自治有效”。他说用人“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若一味唯利是图，小人在位厂…?不自勤俭，奢侈无度，用人不当，则有业等于无业也”。 (荣德生：《乐农先生自订行年纪事续编》)刘国钧办大成纺织染公司，以“忠信笃敬”为厂训。宋菜卿在公司悬挂孔子名言“己所勿欲，勿施于人”作厂训，他说“你愿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这些皆反映从自我管理入手实现人和，从而达到系统管理以协力推进事业的管理思想。
4。守信。治国要守信，办企业要守信。办一切事业都要守信。信誉是人类社会人们之间建立稳定关系的基础，是国家兴旺和事业成功的保证。
孔子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论语?尧曰》)。他对弟子注重 “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治理国家，言而无信，政策多变，出尔反尔，从来是大忌。故《管子》十分强调取信于民，提出国家行政应遵循一条重要原则：“不行不可复”。人们只能被欺骗一次，第二次就不信你了，“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管子?形势》)。 、?治生亦然。商品质量、价格、交货期，以至借贷往来，都要讲究 一个“信”字。我国从来有提倡“诚工”，“诚贾”的传统，商而不诚，苟 取一时，终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业信誉度高的人。明代徽商 唐祁，其父曾借某人钱，对方借据丢失，唐祁照付父债，后来有人拣 得借据，向唐祁讨债，他又照付。别人嘲笑他傻，他说，“前者实有是 事，而后卷则真也”(《安徽通志》196卷)。徽蚶另有一商人翁生，经 商“巧而不贼”，取得社会的信任，“人莫不以为诚而任之”，“虽不矜 于利，而贾大进，家用益富”(《王遵岩文集?黄梅原传》)，可见守信 是进财之道。
5．利器。生产要有工具，打仗要有兵器，中国历来有利器的传统。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吕氏春秋?任地》篇说，使用利器可达到“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的效果。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纸、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及其推广，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使“利器说”成为中国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历史上许多重大发明，如西汉出现的新式粮食加工机械——水碓，“役水而舂，其利百倍”。东汉和三国时出现的新式炼铁鼓风器——水排，大大提高了铁的质量，从而提高工具和兵器的质量，这些都是在当时政府官员的主持下发明和推广的。明清时代在长江下游乃至全国先后推广松江地区先进纺车，和纺技，也多是由地方官员出面相邀和主持，说明利器思想已引起当时国家管理机构的重视。
及至近代，一再出现机器兴邦说。如郑观应主张维护民族独立要靠“商战”，商战必赖机器，机器生产，“工省价廉”，“精巧绝伦”，可与外货竞争，因此必须自制各种机器。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孙中山实业救国的核心是技术革命，实现现代化，“用机器去制造货物，……把国家变成富庶”，争取驾乎英美日之上。可见，“利器说”贯乎古今，成为兴邦立业的重要思想。
6．求实。实事求是，办事从实际出发，是思想方法和行为的准则。儒家提出“守正”原则，看问题不要偏激，办事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过了头超越客观形势，犯冒进错误；不及于形势又错过时机，流于保守。两种偏向都会坏事，应该防止。
《管子》提出“量力”原则和“时空”原则。凡事量力而行，“动必量力，举必量技”，“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指挥作战，要知道自己兵力，装备的承受能力，“量力而知攻”，“不知任，不知器，不可”。切不可不顾主观条件的“妄行”，“强进”，“妄行则群卒困，强进则锐士挫”。(《管子》牧民、霸言、形势解等篇)用人也应注意因材施用，扬其所长，避其所短。不可求全责备，“毋与不可，毋强不能”。
“时控”原则就是办事要注意时间(时机)和地点等客观条件。 “事以时举”，“动静”、“开阖”、“取予”“必因于时也，时而动，不时而静”(《管子?宙合》)。治国和治生，不顾时间的变化，用老一套的办法，不注意“视时而立仪”(《管子?国准》)，“审时以举事”(《管子?五辅》)，必然招致失败。空间不同，政策措施也应有异，不可将一套办法到处运用，治家、治乡(农村)、治国(城市)各有特殊性，“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管子?牧民》)。韩非说：“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事异则备变”。他以守株待兔的故事，告戒治理国家者不可是“守株之类也”。这是一切管理者都应引以为戒的。
7．对策。我国有一句名言：“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史记?高祖本纪》)说明在治军、治国、治生等一切竞争和对抗的活动中，都必须统筹谋划，正确研究对策，以智取胜。研究对策有两个要点：一是预测，二是运筹。
有备无患，预则成，不预则废。《孙子》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管子》主张“以备待时”，“事无备则废”(《管子?霸言》)。治国必须有预见性，备患于无形，“唯有道者能备患于无形也”(《管子?牧民》)。范蠡认为经商要有预见性，经商和打仗一样，“知斗则修备”，要善于 “时断”和“智断”，比如要预测年景变化的规律，推知粮食供求变化趋势，及时决断收购和发售。他提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待乏”原则。要观察市场物价变动，按“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规律，采取“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购销决策。(《史记?货殖列传》)
中国古代有许多系统运筹成功的实例。战国时期，田忌和齐王赛马屡败，后来他按照谋士的筹划，按马力的强弱，以己之下马对彼之上马，己之上马对彼之中马，己之中马对彼之下马，结果二胜一负，转败为胜。宋朝丁谓奉命修复焚毁的皇宫，需从远处运土和建材，他挖开大路取土，引水成河，船运各种建材，宫室修好后又以建筑垃圾填河恢复道路。一项正确决策使取土、运料、处理垃圾结合起来，“一举而三役济，计省贯以亿万计”(4》L笔》卷二)。在军事上通过运筹对策，以计谋取胜者更是不胜枚举。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如三国时代孙权、刘备对曹操的赤壁之战，诸葛亮的空城计，孙膑的“减灶骄敌”，都是运用战略策略以弱胜强的典范。
8．节俭。我国理财和治生，历来提倡开源节流，崇俭拙奢，勤俭建国，勤俭持家。节用思想源于孔子和墨子，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述而》)。墨子说：“其财用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墨子?节用上》)苟子说：“臣下职，莫游食，务本节用财无极，”(《苟子?成相》)“强本(生产)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苟子?天论》)陆贽说：“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余，是乃用之盈虚，在节与不节耳。不节则虽盈乃竭，能节则虽虚必盈。”(《陆宣公文集》卷二二)纵观看史，凡国用有度，为政清廉，不伤财害民，则会国泰民安。反之，凡国用无度，荒淫奢费，横征暴敛，必滋生贪官污吏，戕害民生，招致天下大乱。这是中国国家管理历史提供的一条真理。
在治生方面，节俭则是企业家致富的要素。司马迁说：“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史记?货殖列传》)汉初有个经营农业的任氏，一反当时“富人争奢侈”之风气，力行“家约”，“折节为俭”，以致“富者数世”，成为阊里的表率，受人赞颂。(《史记?货殖列传》)近代中国的企业家也多有勤俭治厂的经验，创办南通大生纱厂的张謇在办厂时去上海联系业务，曾在街头卖字以解决盘缠所需，节约经费。在他的带动下，全厂上下力求节俭。张謇说：“通厂之利，人皆知为地势使然，然开办之初始竭蹶艰维，而上下同心力求撙节，其开办之省亦中外各厂所无。”(《实业文钞》卷一)
9．法治。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和《管子》，后来逐渐演变成一整套法制体系，包括田土法制，财税法制，军事法制，人才法制，行政管理法制，市场法制等等。韩非在论证法治优于人治时，举传说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亲，亲自解决民间的田界纠纷和捕鱼纠纷，花了三年时间纠正三个错误。韩非说这个办法不可取， “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如果制定法规公之于众，违者以法纠正，治理国家就方便了。他还主张法应有公开性和平等性，即实行“明法”、“一法”原则。“明法”，就是“著之于版图，布之于百姓，”使全国皆知。“一法”，即人人都得守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各级政府官员不能游离法外，“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
二 人本原理
质量管理,以人为本,只有不断提高人的质量,才能不断提高活动或过程质量,产品质量,组织质量,体系质量及其组合的实体质量.这就是人本原理.
一,人才是质量管理的第一要素
人才,是指那些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具有一定的专门知识,技能并以自己创造性的劳动对本职工作,对认识和改造世界,对人类社会进步作出贡献的人.
俗话说,"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质量人才,是指具有质量管理专门知识,技能并在质量工作实践中,以自己在质量事业上的创造性劳动,对国家,行业,地区,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的振兴和发展作出贡献的人.在质量管理中,质量人才是第一要素,对质量管理的开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从国际近代质量管理发展史来看,日本的产品质量,从低劣的"东洋货"到超过美欧的产品质量,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日本十分重视并造就了一支质量人才队伍.
众所周知,现代质量管理的理论最早产生于经济最发达的美国,由于美国人休哈特,费根堡姆等率先研究和采用统计质量控制和全面质量管理科学方法,使美国产品质量迅速提高和稳定,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发展.20世纪50年代,美国生产的汽车竟占领了国际汽车市场的80%.
日本产品在40年代时质量低劣,当时的"东洋货"被世人视为"低劣产品"的代称,但50年代后,日本确立了质量兴国和教育立国的战略方针.先是从美国请来戴明博士等质量管理专家讲学,向美国虚心学习统计质量控制理论和技术,并培养和造就了水野滋,田口玄一,石川馨等一批优秀的质量人才,又把质量培训与教育贯穿于质量管理始终.到60年代,"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日本创造性地发展了全面质量管理理论和方法,先后提出了"品质圈","TQC","CWQC"和"全社会质量管理"等新理论和新方法,还培养了一大批各种层次的质量人才.人的质量决定了产品质量也决定了国家的经济.不到半个世纪,日本的汽车,钢铁,照相机等一大批产品质量超过美欧国家,位居世界前列.人口众多,国土狭小并资源贫乏的日本国一跃而起,成为当今世界的经济强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MP)在80年代末期就已超过美国.
以色列是一个土地瘠薄,资源贫乏的小国,1948年5月建国,1993年人均国民收入却已达1.27万美元.其电子,仪表,航空等工业产品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成为发达国家军事工业和许多大公司的长期用户;农业人口虽仅占全国人口的5%,却人均年产值42万美元,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农产品不仅满足本国需要,还大量出口欧美.其依赖的就是高质量的人才.目前,以色列每100O居民中有135名科学家和工程师,而美,日,德,英却分别只有70,65,48和28人.这些科学家和工程师发表的论文在1987年时就是美国,英国,加拿大的2倍,日本的4倍.以色列工厂或农庄的劳动者都具有相当高中毕业的学历,并经过职业培训方可上岗.正是高质量的以色列人振兴了以色列.
从理论上分析,人也是质量管理要素中的第一要素.
目前,人们对质量管理的要素有"三大要素"与"五大要素"之说.
"三大要素论"是说质量管理的要素是人,技术和管.但在这三大要素中,人是处于主宰地位的,就如骑自行车一样.自行车的二个轮子是技术和管理要素,而骑车者这个"人"的要素在其中起主导作用.没有人,这辆自行车只能如死物那样,停放在原地,不能发挥任何作用.
"五大要素论"是说质量管理由人,机器,材料,方法与环境构成,但在这五个要素中,人是处于中心位置和驾驶地位的.就象行驶的汽车一样,汽车的四只轮子是"机","料","法","环"四个要素,驾驶员这个"人"的要素才是主要的,没有驾驶员,这辆汽车也就只能原地不动,成为废物了.
俗话说:"谋事在人","事在人为".谋质量这事也在人,要把质量这事做好更在于人.就企业质量管理而言,更是以人为本.首先是企业最高管理者的质量素质;其次是各级管理人员,尤其是质量管理人员的质量;第三是企业全体员工的质量(技能).他们的质量决定了企业的质量,也决定了其产品质量,若以函数关系式来表示,可以写成
Q=fTM
式中:Q—一企业的质量或企业职工的工作质量;
f——系数;
T——企业技术水平或企业职工技能水平;
M——企业管理水平或企业职工的管理能力和认真负责工作态度
1．顺“道”。中国历史上的“道”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 “道”，是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这里用的是后一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
《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管子?形势》)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 “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管子?山国轨》)人们要取得自己行为的成功，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按自身之“轨”运行，对于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管子?形势》)。
司马迁把社会经济活动视为由各个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进行的自然过程，在社会商品交换中，价格贵贱的变化，也是受客观规律自然检验的。他写道“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人们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张，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民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对于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顺应客观规律，符合其“道”，乃治国之善政(《史记?货殖列传》)。
“顺道”，或者“守常”、“守则”、“循轨”，是中国传统管理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2．重人。“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
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必先为民谋利。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修文德以来之” (《论语?季氏》)，使“天下之民归心”，“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尧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孟子?离娄上》)《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心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管子?牧民》)。西汉贾谊说：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国家的安危存亡兴坏，定之于民；君之威侮、昏明，强弱，系之于民；吏之贵贱，贤不肖，能不能，辨之于民；战争的胜败，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为准。”(《新书?大政上》)这些思想历代都有，逐步成为管理国家的准则。
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故《管子》把从事变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管子?五辅、枢言篇》)。
我国素有“求贤若渴”一说，表示对人才的重视。能否得贤能之助，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得贤人，国无不安广…?失贤人，国无不危”(《吕氏春秋?求人》)。诸葛亮总结汉的历史经验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晏子春秋》则把对人才“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视为国家的“三不祥”，其害无穷。
在治生学方面，我国也有重视人才的传统。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史记?货殖列传》)。唐代陆贽说：“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则丰富，拙而兼隋则篓空”(《陆宣公集?均节财税恤百姓》第一条)。西晋的傅玄说：“夫裁径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傅子?授职篇》)凡能工巧匠，或对生产建设有重大贡献者，如春秋时发明木作工具的鲁班，战国时修建都江堰的李冰，修建郑国渠的郑国，汉代发明二牛耦耕法和三脚条播器(三脚耧)的赵过，发明和改进炼铁鼓风器(水排)的后汉的杜诗和韩暨，对发展纺织工业有重大贡献的元代黄道婆等人，都传颂千古，流芳百世，为人典范。《管子》一篇国情普查提纲(《问》)中列专项调查国内的生产能手，树立“人率”，进行表彰。司马迁《货殖列传》记载，齐国的“奴虏”，即下等人，人皆贱之，唯刀间独具慧眼，赏识这些人的才能，收取重用，“尽其力”，“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发了大财。
3．人和。“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故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管子?形势》)。“上下和同”，“和协辑睦”(《管子?五辅》)，是事业成功的关键。战国时赵国的将相和故事，妇孺皆知，被传颂为从大局出发讲团结的典范。
求和的关键在于当权者，只有当权者严于律己，严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无私，才能团结大多数。《管子》提出“无私者容众”，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独举”、“约束”、“结纽”这些宗派行为，不可“以爵禄私有爱”，要严禁“党而成群者”(《管子》五辅、法法等篇)。李觏说国家的统治者必须“无偏无党”，“循公而灭私”，“天子无私人”，从国家机构中清除那些嫉贤妒能，钻营利禄，大搞宗派，戕害民生的 “恶吏”，以改善官民关系。唐太宗是个讲团结的君主，他不仅重用拥护自己的人，而且重用反对过自己的人，他救下了曾反对其父李渊的李靖，委以重任。魏征曾力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太宗就位后不计前隙，照样重用，且平时能“从谏如流”，“爱谏诤”，思己短，知己过，使群臣乐于献策，齐心治国。正因为唐太宗广泛团结人才，形成一个效能很高的人才群体结构，贞观之治才有了组织上的保证。
近代成功的企业家也都注重人和，创办申新纱厂的大企业家荣德生治厂以“《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对待属下，“管人不严，以德服人”，“使其对工作不生心，存意外”，“自治有效”。他说用人“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若一味唯利是图，小人在位厂…?不自勤俭，奢侈无度，用人不当，则有业等于无业也”。 (荣德生：《乐农先生自订行年纪事续编》)刘国钧办大成纺织染公司，以“忠信笃敬”为厂训。宋菜卿在公司悬挂孔子名言“己所勿欲，勿施于人”作厂训，他说“你愿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这些皆反映从自我管理入手实现人和，从而达到系统管理以协力推进事业的管理思想。
4。守信。治国要守信，办企业要守信。办一切事业都要守信。信誉是人类社会人们之间建立稳定关系的基础，是国家兴旺和事业成功的保证。
孔子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论语?尧曰》)。他对弟子注重 “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治理国家，言而无信，政策多变，出尔反尔，从来是大忌。故《管子》十分强调取信于民，提出国家行政应遵循一条重要原则：“不行不可复”。人们只能被欺骗一次，第二次就不信你了，“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管子?形势》)。 、?治生亦然。商品质量、价格、交货期，以至借贷往来，都要讲究 一个“信”字。我国从来有提倡“诚工”，“诚贾”的传统，商而不诚，苟 取一时，终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业信誉度高的人。明代徽商 唐祁，其父曾借某人钱，对方借据丢失，唐祁照付父债，后来有人拣 得借据，向唐祁讨债，他又照付。别人嘲笑他傻，他说，“前者实有是 事，而后卷则真也”(《安徽通志》196卷)。徽蚶另有一商人翁生，经 商“巧而不贼”，取得社会的信任，“人莫不以为诚而任之”，“虽不矜 于利，而贾大进，家用益富”(《王遵岩文集?黄梅原传》)，可见守信 是进财之道。
5．利器。生产要有工具，打仗要有兵器，中国历来有利器的传统。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吕氏春秋?任地》篇说，使用利器可达到“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的效果。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纸、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及其推广，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使“利器说”成为中国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历史上许多重大发明，如西汉出现的新式粮食加工机械——水碓，“役水而舂，其利百倍”。东汉和三国时出现的新式炼铁鼓风器——水排，大大提高了铁的质量，从而提高工具和兵器的质量，这些都是在当时政府官员的主持下发明和推广的。明清时代在长江下游乃至全国先后推广松江地区先进纺车，和纺技，也多是由地方官员出面相邀和主持，说明利器思想已引起当时国家管理机构的重视。
及至近代，一再出现机器兴邦说。如郑观应主张维护民族独立要靠“商战”，商战必赖机器，机器生产，“工省价廉”，“精巧绝伦”，可与外货竞争，因此必须自制各种机器。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孙中山实业救国的核心是技术革命，实现现代化，“用机器去制造货物，……把国家变成富庶”，争取驾乎英美日之上。可见，“利器说”贯乎古今，成为兴邦立业的重要思想。
6．求实。实事求是，办事从实际出发，是思想方法和行为的准则。儒家提出“守正”原则，看问题不要偏激，办事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过了头超越客观形势，犯冒进错误；不及于形势又错过时机，流于保守。两种偏向都会坏事，应该防止。
《管子》提出“量力”原则和“时空”原则。凡事量力而行，“动必量力，举必量技”，“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指挥作战，要知道自己兵力，装备的承受能力，“量力而知攻”，“不知任，不知器，不可”。切不可不顾主观条件的“妄行”，“强进”，“妄行则群卒困，强进则锐士挫”。(《管子》牧民、霸言、形势解等篇)用人也应注意因材施用，扬其所长，避其所短。不可求全责备，“毋与不可，毋强不能”。
“时控”原则就是办事要注意时间(时机)和地点等客观条件。 “事以时举”，“动静”、“开阖”、“取予”“必因于时也，时而动，不时而静”(《管子?宙合》)。治国和治生，不顾时间的变化，用老一套的办法，不注意“视时而立仪”(《管子?国准》)，“审时以举事”(《管子?五辅》)，必然招致失败。空间不同，政策措施也应有异，不可将一套办法到处运用，治家、治乡(农村)、治国(城市)各有特殊性，“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管子?牧民》)。韩非说：“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事异则备变”。他以守株待兔的故事，告戒治理国家者不可是“守株之类也”。这是一切管理者都应引以为戒的。
7．对策。我国有一句名言：“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史记?高祖本纪》)说明在治军、治国、治生等一切竞争和对抗的活动中，都必须统筹谋划，正确研究对策，以智取胜。研究对策有两个要点：一是预测，二是运筹。
有备无患，预则成，不预则废。《孙子》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管子》主张“以备待时”，“事无备则废”(《管子?霸言》)。治国必须有预见性，备患于无形，“唯有道者能备患于无形也”(《管子?牧民》)。范蠡认为经商要有预见性，经商和打仗一样，“知斗则修备”，要善于 “时断”和“智断”，比如要预测年景变化的规律，推知粮食供求变化趋势，及时决断收购和发售。他提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待乏”原则。要观察市场物价变动，按“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规律，采取“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购销决策。(《史记?货殖列传》)
中国古代有许多系统运筹成功的实例。战国时期，田忌和齐王赛马屡败，后来他按照谋士的筹划，按马力的强弱，以己之下马对彼之上马，己之上马对彼之中马，己之中马对彼之下马，结果二胜一负，转败为胜。宋朝丁谓奉命修复焚毁的皇宫，需从远处运土和建材，他挖开大路取土，引水成河，船运各种建材，宫室修好后又以建筑垃圾填河恢复道路。一项正确决策使取土、运料、处理垃圾结合起来，“一举而三役济，计省贯以亿万计”(4》L笔》卷二)。在军事上通过运筹对策，以计谋取胜者更是不胜枚举。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如三国时代孙权、刘备对曹操的赤壁之战，诸葛亮的空城计，孙膑的“减灶骄敌”，都是运用战略策略以弱胜强的典范。
8．节俭。我国理财和治生，历来提倡开源节流，崇俭拙奢，勤俭建国，勤俭持家。节用思想源于孔子和墨子，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述而》)。墨子说：“其财用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墨子?节用上》)苟子说：“臣下职，莫游食，务本节用财无极，”(《苟子?成相》)“强本(生产)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苟子?天论》)陆贽说：“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余，是乃用之盈虚，在节与不节耳。不节则虽盈乃竭，能节则虽虚必盈。”(《陆宣公文集》卷二二)纵观看史，凡国用有度，为政清廉，不伤财害民，则会国泰民安。反之，凡国用无度，荒淫奢费，横征暴敛，必滋生贪官污吏，戕害民生，招致天下大乱。这是中国国家管理历史提供的一条真理。
在治生方面，节俭则是企业家致富的要素。司马迁说：“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史记?货殖列传》)汉初有个经营农业的任氏，一反当时“富人争奢侈”之风气，力行“家约”，“折节为俭”，以致“富者数世”，成为阊里的表率，受人赞颂。(《史记?货殖列传》)近代中国的企业家也多有勤俭治厂的经验，创办南通大生纱厂的张謇在办厂时去上海联系业务，曾在街头卖字以解决盘缠所需，节约经费。在他的带动下，全厂上下力求节俭。张謇说：“通厂之利，人皆知为地势使然，然开办之初始竭蹶艰维，而上下同心力求撙节，其开办之省亦中外各厂所无。”(《实业文钞》卷一)
9．法治。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和《管子》，后来逐渐演变成一整套法制体系，包括田土法制，财税法制，军事法制，人才法制，行政管理法制，市场法制等等。韩非在论证法治优于人治时，举传说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亲，亲自解决民间的田界纠纷和捕鱼纠纷，花了三年时间纠正三个错误。韩非说这个办法不可取， “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如果制定法规公之于众，违者以法纠正，治理国家就方便了。他还主张法应有公开性和平等性，即实行“明法”、“一法”原则。“明法”，就是“著之于版图，布之于百姓，”使全国皆知。“一法”，即人人都得守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各级政府官员不能游离法外，“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
二 人本原理
质量管理,以人为本,只有不断提高人的质量,才能不断提高活动或过程质量,产品质量,组织质量,体系质量及其组合的实体质量.这就是人本原理.
一,人才是质量管理的第一要素
人才,是指那些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具有一定的专门知识,技能并以自己创造性的劳动对本职工作,对认识和改造世界,对人类社会进步作出贡献的人.
俗话说,"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质量人才,是指具有质量管理专门知识,技能并在质量工作实践中,以自己在质量事业上的创造性劳动,对国家,行业,地区,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的振兴和发展作出贡献的人.在质量管理中,质量人才是第一要素,对质量管理的开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从国际近代质量管理发展史来看,日本的产品质量,从低劣的"东洋货"到超过美欧的产品质量,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日本十分重视并造就了一支质量人才队伍.
众所周知,现代质量管理的理论最早产生于经济最发达的美国,由于美国人休哈特,费根堡姆等率先研究和采用统计质量控制和全面质量管理科学方法,使美国产品质量迅速提高和稳定,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发展.20世纪50年代,美国生产的汽车竟占领了国际汽车市场的80%.
日本产品在40年代时质量低劣,当时的"东洋货"被世人视为"低劣产品"的代称,但50年代后,日本确立了质量兴国和教育立国的战略方针.先是从美国请来戴明博士等质量管理专家讲学,向美国虚心学习统计质量控制理论和技术,并培养和造就了水野滋,田口玄一,石川馨等一批优秀的质量人才,又把质量培训与教育贯穿于质量管理始终.到60年代,"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日本创造性地发展了全面质量管理理论和方法,先后提出了"品质圈","TQC","CWQC"和"全社会质量管理"等新理论和新方法,还培养了一大批各种层次的质量人才.人的质量决定了产品质量也决定了国家的经济.不到半个世纪,日本的汽车,钢铁,照相机等一大批产品质量超过美欧国家,位居世界前列.人口众多,国土狭小并资源贫乏的日本国一跃而起,成为当今世界的经济强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MP)在80年代末期就已超过美国.
以色列是一个土地瘠薄,资源贫乏的小国,1948年5月建国,1993年人均国民收入却已达1.27万美元.其电子,仪表,航空等工业产品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成为发达国家军事工业和许多大公司的长期用户;农业人口虽仅占全国人口的5%,却人均年产值42万美元,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农产品不仅满足本国需要,还大量出口欧美.其依赖的就是高质量的人才.目前,以色列每100O居民中有135名科学家和工程师,而美,日,德,英却分别只有70,65,48和28人.这些科学家和工程师发表的论文在1987年时就是美国,英国,加拿大的2倍,日本的4倍.以色列工厂或农庄的劳动者都具有相当高中毕业的学历,并经过职业培训方可上岗.正是高质量的以色列人振兴了以色列.
从理论上分析,人也是质量管理要素中的第一要素.
目前,人们对质量管理的要素有"三大要素"与"五大要素"之说.
"三大要素论"是说质量管理的要素是人,技术和管.但在这三大要素中,人是处于主宰地位的,就如骑自行车一样.自行车的二个轮子是技术和管理要素,而骑车者这个"人"的要素在其中起主导作用.没有人,这辆自行车只能如死物那样,停放在原地,不能发挥任何作用.
"五大要素论"是说质量管理由人,机器,材料,方法与环境构成,但在这五个要素中,人是处于中心位置和驾驶地位的.就象行驶的汽车一样,汽车的四只轮子是"机","料","法","环"四个要素,驾驶员这个"人"的要素才是主要的,没有驾驶员,这辆汽车也就只能原地不动,成为废物了.
俗话说:"谋事在人","事在人为".谋质量这事也在人,要把质量这事做好更在于人.就企业质量管理而言,更是以人为本.首先是企业最高管理者的质量素质;其次是各级管理人员,尤其是质量管理人员的质量;第三是企业全体员工的质量(技能).他们的质量决定了企业的质量,也决定了其产品质量,若以函数关系式来表示,可以写成
Q=fTM
式中:Q—一企业的质量或企业职工的工作质量;
f——系数;
T——企业技术水平或企业职工技能水平;
M——企业管理水平或企业职工的管理能力和认真负责工作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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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5-10-03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洽生学。治国学适应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 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 管理等方面。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 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瀚，作为管理的指导 思想和主要原则，可以概括为如下一些要点。
1．顺“道”。中国历史上的“道”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 “道”，是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这里用的是后一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
“顺道”，或者“守常”、“守则”、“循轨”，是中国传统管理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2．重人。
“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
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
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故《管子》把从事变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管子?五辅、枢言篇》)。
在治生学方面，我国也有重视人才的传统。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史记?货殖列传》)。《管子》一篇国情普查提纲(《问》)中列专项调查国内的生产能手，树立“人率”，进行表彰。司马迁《货殖列传》记载，齐国的“奴虏”，即下等人，人皆贱之，唯刀间独具慧眼，赏识这些人的才能，收取重用，“尽其力”，“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发了大财。
3．人和。
“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故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
求和的关键在于当权者，只有当权者严于律己，严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无私，才能团结大多数。《管子》提出“无私者容众”，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独举”、“约束”、“结纽”这些宗派行为，不可“以爵禄私有爱”，要严禁“党而成群者”(《管子》五辅、法法等篇)。
5．利器。生产要有工具，打仗要有兵器，中国历来有利器的传统。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纸、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及其推广，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使“利器说”成为中国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历史上许多重大发明，如西汉出现的新式粮食加工机械——水碓，“役水而舂，其利百倍”。东汉和三国时出现的新式炼铁鼓风器——水排，大大提高了铁的质量，从而提高工具和兵器的质量，这些都是在当时政府官员的主持下发明和推广的。明清时代在长江下游乃至全国先后推广松江地区先进纺车，和纺技，也多是由地方官员出面相邀和主持，说明利器思想已引起当时国家管理机构的重视。
6．求实。实事求是，办事从实际出发，是思想方法和行为的准则。儒家提出“守正”原则，看问题不要偏激，办事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过了头超越客观形势，犯冒进错误；不及于形势又错过时机，流于保守。两种偏向都会坏事，应该防止。
《管子》提出“量力”原则和“时空”原则。凡事量力而行，“动必量力，举必量技”，“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指挥作战，要知道自己兵力，装备的承受能力，“量力而知攻”，“不知任，不知器，不可”。切不可不顾主观条件的“妄行”，“强进”，“妄行则群卒困，强进则锐士挫”。(《管子》牧民、霸言、形势解等篇)用人也应注意因材施用，扬其所长，避其所短。不可求全责备，“毋与不可，毋强不能”。
8．节俭。我国理财和治生，历来提倡开源节流，崇俭拙奢，勤俭建国，勤俭持家。节用思想源于孔子和墨子，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述而》)。墨子说：“其财用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苟子?天论》)陆贽说：“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余，是乃用之盈虚，在节与不节耳。不节则虽盈乃竭，能节则虽虚必盈。”(《陆宣公文集》卷二二)纵观看史，凡国用有度，为政清廉，不伤财害民，则会国泰民安。反之，凡国用无度，荒淫奢费，横征暴敛，必滋生贪官污吏，戕害民生，招致天下大乱。这是中国国家管理历史提供的一条真理。
在治生方面，节俭则是企业家致富的要素。司马迁说：“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
9．法治。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和《管子》，后来逐渐演变成一整套法制体系，包括田土法制，财税法制，军事法制，人才法制，行政管理法制，市场法制等等。韩非在论证法治优于人治时，举传说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亲，亲自解决民间的田界纠纷和捕鱼纠纷，花了三年时间纠正三个错误。韩非说这个办法不可取， “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如果制定法规公之于众，违者以法纠正，治理国家就方便了。
1．顺“道”。中国历史上的“道”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 “道”，是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这里用的是后一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
“顺道”，或者“守常”、“守则”、“循轨”，是中国传统管理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2．重人。
“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
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
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故《管子》把从事变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管子?五辅、枢言篇》)。
在治生学方面，我国也有重视人才的传统。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史记?货殖列传》)。《管子》一篇国情普查提纲(《问》)中列专项调查国内的生产能手，树立“人率”，进行表彰。司马迁《货殖列传》记载，齐国的“奴虏”，即下等人，人皆贱之，唯刀间独具慧眼，赏识这些人的才能，收取重用，“尽其力”，“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发了大财。
3．人和。
“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故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
求和的关键在于当权者，只有当权者严于律己，严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无私，才能团结大多数。《管子》提出“无私者容众”，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独举”、“约束”、“结纽”这些宗派行为，不可“以爵禄私有爱”，要严禁“党而成群者”(《管子》五辅、法法等篇)。
5．利器。生产要有工具，打仗要有兵器，中国历来有利器的传统。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纸、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及其推广，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使“利器说”成为中国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历史上许多重大发明，如西汉出现的新式粮食加工机械——水碓，“役水而舂，其利百倍”。东汉和三国时出现的新式炼铁鼓风器——水排，大大提高了铁的质量，从而提高工具和兵器的质量，这些都是在当时政府官员的主持下发明和推广的。明清时代在长江下游乃至全国先后推广松江地区先进纺车，和纺技，也多是由地方官员出面相邀和主持，说明利器思想已引起当时国家管理机构的重视。
6．求实。实事求是，办事从实际出发，是思想方法和行为的准则。儒家提出“守正”原则，看问题不要偏激，办事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过了头超越客观形势，犯冒进错误；不及于形势又错过时机，流于保守。两种偏向都会坏事，应该防止。
《管子》提出“量力”原则和“时空”原则。凡事量力而行，“动必量力，举必量技”，“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指挥作战，要知道自己兵力，装备的承受能力，“量力而知攻”，“不知任，不知器，不可”。切不可不顾主观条件的“妄行”，“强进”，“妄行则群卒困，强进则锐士挫”。(《管子》牧民、霸言、形势解等篇)用人也应注意因材施用，扬其所长，避其所短。不可求全责备，“毋与不可，毋强不能”。
8．节俭。我国理财和治生，历来提倡开源节流，崇俭拙奢，勤俭建国，勤俭持家。节用思想源于孔子和墨子，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述而》)。墨子说：“其财用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苟子?天论》)陆贽说：“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余，是乃用之盈虚，在节与不节耳。不节则虽盈乃竭，能节则虽虚必盈。”(《陆宣公文集》卷二二)纵观看史，凡国用有度，为政清廉，不伤财害民，则会国泰民安。反之，凡国用无度，荒淫奢费，横征暴敛，必滋生贪官污吏，戕害民生，招致天下大乱。这是中国国家管理历史提供的一条真理。
在治生方面，节俭则是企业家致富的要素。司马迁说：“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
9．法治。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和《管子》，后来逐渐演变成一整套法制体系，包括田土法制，财税法制，军事法制，人才法制，行政管理法制，市场法制等等。韩非在论证法治优于人治时，举传说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亲，亲自解决民间的田界纠纷和捕鱼纠纷，花了三年时间纠正三个错误。韩非说这个办法不可取， “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如果制定法规公之于众，违者以法纠正，治理国家就方便了。
第2个回答 2015-10-12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核心基本都出自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其中法、儒、道、墨、兵等最为重要。先秦时期没有固定的管理思想体系。
至战国时期各国变法图强，使得各种管理体系得到了具体的实践。其中秦国卫鞅变法，因用法家思想，在秦国实行变法，并且新法在秦国得到了很好的执行，使秦国历经百余年发展最终统一中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依旧沿袭法家思想，在全国推行，但是由于苛政徭役过重，引发民变，不过秦代在法家基础上确立的政治体制，一直被后代沿用，甚至当代政体都有其影响。
至汉代先期诸帝尊奉黄老之术，行无为而治，经济社会得到了较好的发展，汉武帝启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定了儒家思想在我国的主体思想地位，加之汉代持续数百年统治，使儒家对中国的影响极为深远。
唐代时期社会主体儒家未变，但是道家，佛家也充分融入了社会，统治者的社会管理思想也受其影响，变得相对开明，整个社会呈现儒、释、道三家融合发展，佛家也实现了彻底的中国化。同时穆斯林文化、欧洲思想这一时期也有进入。
宋代虽社会动荡，但科技文化思想诸方面都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其中以周敦颐、司马光等儒家代表产生的理学，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在管理方面思想则更为超前，王安石变法，实则是对儒家固有思想的一种变革，早期的平等、自由、人权等思想在王安石变法中已有很大的体现。可惜变法没有成功，如果变法成功对中国的影响则很难预计了。
明代继续发扬了理学思想，社会管理则更趋于平民，各种思潮亦有所发展，其中洪英明的《菜根谭》集合儒释道三家思想，在日本商业管理界深受欢迎。但是中国在清军入关之后基本上就停滞不前了，包括各种思想。
概括起来讲，中国任何一种管理思想都有能够自圆其说，自成一体，但是相互结合运用才能使其充分发挥作用，从历史开来从实质上促进中国变化的还是法家和儒家思想。在现代企业、社会管理中必须考虑到中国社会的各种思想背景，综合运用才能得到较好的效果。
至战国时期各国变法图强，使得各种管理体系得到了具体的实践。其中秦国卫鞅变法，因用法家思想，在秦国实行变法，并且新法在秦国得到了很好的执行，使秦国历经百余年发展最终统一中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依旧沿袭法家思想，在全国推行，但是由于苛政徭役过重，引发民变，不过秦代在法家基础上确立的政治体制，一直被后代沿用，甚至当代政体都有其影响。
至汉代先期诸帝尊奉黄老之术，行无为而治，经济社会得到了较好的发展，汉武帝启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定了儒家思想在我国的主体思想地位，加之汉代持续数百年统治，使儒家对中国的影响极为深远。
唐代时期社会主体儒家未变，但是道家，佛家也充分融入了社会，统治者的社会管理思想也受其影响，变得相对开明，整个社会呈现儒、释、道三家融合发展，佛家也实现了彻底的中国化。同时穆斯林文化、欧洲思想这一时期也有进入。
宋代虽社会动荡，但科技文化思想诸方面都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其中以周敦颐、司马光等儒家代表产生的理学，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在管理方面思想则更为超前，王安石变法，实则是对儒家固有思想的一种变革，早期的平等、自由、人权等思想在王安石变法中已有很大的体现。可惜变法没有成功，如果变法成功对中国的影响则很难预计了。
明代继续发扬了理学思想，社会管理则更趋于平民，各种思潮亦有所发展，其中洪英明的《菜根谭》集合儒释道三家思想，在日本商业管理界深受欢迎。但是中国在清军入关之后基本上就停滞不前了，包括各种思想。
概括起来讲，中国任何一种管理思想都有能够自圆其说，自成一体，但是相互结合运用才能使其充分发挥作用，从历史开来从实质上促进中国变化的还是法家和儒家思想。在现代企业、社会管理中必须考虑到中国社会的各种思想背景，综合运用才能得到较好的效果。
第3个回答 2009-10-24
学术论坛：
浅析中国古代心理教育思想
魏 颖 内蒙古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呼和浩特青少年心理研究会会员
【摘要】心理教育思想源远流长，但学科体系正在构建中。本文从哲学、医学、教育、文学等几个角度分析中国古代存在的心理教育思想，以此，为我国现代心理教育体系的构建提供借鉴。
【关键词】中国古代心理教育思想
心理教育能够提高人的综合素质，为推进民族、社会的发展，和谐社会的建立培养人才。开发人的心理潜能，提高人的心理健康水平，是人类关注心理教育的出发点，也是心理教育的目标所在。 由于心理教育在社会发展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各国纷纷探讨心理教育的问题，寻找并形成适合自己的心理教育理论。中国的心理教育工作者，根据中国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以及我国的现实情况；盖在积极形成适合国情的心理教育理念，建构具有申国特色的心理教育体系。建立心理教育体系思想上应该是中西合璧，即要吸收适合中国的西方心理教育思想又要挖掘我国已有心理教育思想。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对我国古代哲学、医学、教育等著作中的心理教育相关思想进行粗浅的剖析。
--、古代哲学思想申的心理教育思想
心理教育的思想在《论语》和《尚书》等伟大的思想著作中均有论述：《论语》指出：“君子怀德”、“君子上达”指的是完整人格塑造，现代心理教育中的“人格教育”目的也在此。孔子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正义》解释到:“温， 寻也；故，言旧所学得者。温寻使不忘，是温故也；素所未知，学使知之，是知新也”，说的是笑嘻嘻不仅能巩固知识，而且还能在旧知识基础上获得一定的新知识。这是我国古代提出的正确的学习方法。“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 “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 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雍也，可使南面。”这几句话是孔子对学生工作能力的、评价，意思是：如子路在千乘的诸侯大国中，可以治理兵赋；冉求在千室的大邑或百乘的卿大夫家中，可以当邑宰或家臣；公西子华在朝廷上，可以穿着礼服应对宾客；冉雍可以做卿大夫一类的大官。提出了每个人能力方面的不同侧重，要根据自己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
荀子在《正名篇》中的“心忧恐，则口衔刍豢而不知其昧，耳听钟鼓而不知其声”“心平愉 , 则色不及佣而可以养目，声不及佣而可以养耳，蔬食菜羹而可以养口。”提出人的情绪受认知的影响。这几句话的意思是：心忧恐的时候，虽然口、耳、目、身接受了美好的外界影响，也不感到愉快；心平愉的时候 , 虽然口、耳、目、身没有享受美好的供养，也可以心情愉快。指出人要有正确的认知，保持良好心态。
《尚书》中的“直而温，宽而厚，刚而无虐，简而无傲”意思是正直坦率而又温文尔雅，胸怀宽广而又庄严谨慎，刚正勇敢而又不以强凌弱，简洁明了而又不妄自称大。要人培养自己的良好个性，现代心理教育中的“个性教育”与此相对应。《老子·道德经》谈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说的是要正确认识自己，与心理教育之中的“认识自我”不谋而合。《易经》指出君子“自
强不息”,“居上位而不骄，居下位而不忧”, 要求人要用辨证观点看问题和保持良好心态，也是现代心理教育中的内容。《管子》指出“止怒莫若诗，去忧莫若乐”, 强调诗词、音乐在维护心理健康中的作用，现代心理教育方法中也提出了兴趣疗法、音乐疗法。
二、古代教育思想中的心理教育思想
《学记》是我国最早的教育理论专著，其中提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 意思是统治者只有通过教育，使广大群众学习所提出的道德知识，潜移默化并经过反复实践，让道德标准变成人民的行为习惯，最后成为风气形成风俗习惯， 也就是通过学习进行品德教育的过程。“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 意思是学生有四个缺点，有的人贪多，食而不化，知道的虽然多但是没有深度；有的人学的太少知识面窄，一知半解，没有努力学习；有的人学得太简单，没有发挥出自己水平；有的人则缺乏克服困难的精神，知难而退。教师要先了解学生的心理特点和个体差异而后做出正确指导、因材施教。“ 夫乐者乐也，人情所不能免也。”是说音乐能使人得到快乐的情感体验， 为了人的美感需要，不能没有音乐。指出了音乐的美育作用。“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 “德音之谓乐”“乐章德”等意思是说，音乐是品德的花朵，音乐是品德的声音，音乐能表现人的品德。说得是音乐与品德有密切的关系，可以通过音乐教育达到德育的作用等等。
《大学》中的“大学之道……在止于至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指出了学习的目的，至善的境界就是完美人格。《大学》与《学记》都属于孔孟学派的著作，被称为姊妹篇，有许多思想观点都很相似，这里不再加以说明。
三、古代医学思想中的心理教育思想
《黄帝内经》是最早的中医理论著作，书中有言：“ 喜伤心，怒伤肝，忧伤肺， 思伤脾，恐伤肾”,指出不良情绪对身体的消极影响，是现代心理教育内容的“情绪情感教育”。“心怡愉为务”“养心莫若静，静则神藏。”指出要保持健康情绪，应做到心神宁静。“投其所好以移之，则病自愈”。要求在自己感到焦虑、压抑、烦恼时，应该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分散注意力、缓解情绪，通过自我调节达到保持心理健康的目的。“七情之病者，看书解闷，听曲消愁，有胜于服药者也”，是说通过看有益的书，欣赏旋律优美的音乐，可以消除烦闷和忧愁，比服药前效果还好，以上几点都是保持良好心态、情绪的方法。
唐代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对“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 这样解释:“古之善为医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若不加心用意，于事混淆，即病者难以救矣。”医国、医人、医病都包含在中医医理之中， 同样也包含了心理教育的观念。
四、古代诗歌中的心理教育思想
我国古代非常重视音乐教育，自宫廷到民间都很盛行。《乐记》是我国古代音乐教育专著，指出音乐能影响情感，情感也能影响音乐，书中提到: “乐者，音之所由升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意思是: 音乐是有感于客观事物才发生的，不同的刺激产生不同的音乐, 不同的情感以不同的声调表现出来, 指的是情感影响音乐。“志微噍杀之音作，而民思忧；谐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意思是: 当微弱充满焦虑的音乐流行时，人民就会产生忧心忡忡的情感；当舒畅、和谐、缓慢、平易、内容丰富而有鲜明节奏的音乐流行时，人民感到安康和快乐。明显的说明音乐对情感是有影响的。
《诗经》中说“诗者, 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 发言为诗”, 指的是诗词对意志教育的影响。
五、传统文化中的心理教育思想
“乐极生悲”，指人要及时调节和控制情绪, 避免影响身体健康。“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指人要有承受挫折的能力, 又如:“心病还需心药医”指不良情绪影响人的心理健康。还有许多以上没有提到的著名之作, 如: 《史记》、《春秋》、《淮南子》、《中庸》等等, 其中都有丰富的心理教育思想有待挖掘。中国五千年文化思想中蕴涵着丰富的心理教育思想, 西方许多心理教育思想和我国古代提出的心理教育思想不谋而合, 例如人格教育、个性教育、道德教育、情感教育、意志教育……但由于东西方哲学传统的不同所倡导的许多文化理念也是不同的, 把西方的心理教育理论完全运用到中国显然是不合理的, 挖掘我国古代心理教育思想, 从中寻找符合当代中国正确的心理教育思想, 对建设我国现代心理教育有重大意义, 是我国心理教育的理论基础, 是我们现代心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浅析中国古代心理教育思想
魏 颖 内蒙古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呼和浩特青少年心理研究会会员
【摘要】心理教育思想源远流长，但学科体系正在构建中。本文从哲学、医学、教育、文学等几个角度分析中国古代存在的心理教育思想，以此，为我国现代心理教育体系的构建提供借鉴。
【关键词】中国古代心理教育思想
心理教育能够提高人的综合素质，为推进民族、社会的发展，和谐社会的建立培养人才。开发人的心理潜能，提高人的心理健康水平，是人类关注心理教育的出发点，也是心理教育的目标所在。 由于心理教育在社会发展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各国纷纷探讨心理教育的问题，寻找并形成适合自己的心理教育理论。中国的心理教育工作者，根据中国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以及我国的现实情况；盖在积极形成适合国情的心理教育理念，建构具有申国特色的心理教育体系。建立心理教育体系思想上应该是中西合璧，即要吸收适合中国的西方心理教育思想又要挖掘我国已有心理教育思想。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对我国古代哲学、医学、教育等著作中的心理教育相关思想进行粗浅的剖析。
--、古代哲学思想申的心理教育思想
心理教育的思想在《论语》和《尚书》等伟大的思想著作中均有论述：《论语》指出：“君子怀德”、“君子上达”指的是完整人格塑造，现代心理教育中的“人格教育”目的也在此。孔子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正义》解释到:“温， 寻也；故，言旧所学得者。温寻使不忘，是温故也；素所未知，学使知之，是知新也”，说的是笑嘻嘻不仅能巩固知识，而且还能在旧知识基础上获得一定的新知识。这是我国古代提出的正确的学习方法。“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 “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 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雍也，可使南面。”这几句话是孔子对学生工作能力的、评价，意思是：如子路在千乘的诸侯大国中，可以治理兵赋；冉求在千室的大邑或百乘的卿大夫家中，可以当邑宰或家臣；公西子华在朝廷上，可以穿着礼服应对宾客；冉雍可以做卿大夫一类的大官。提出了每个人能力方面的不同侧重，要根据自己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
荀子在《正名篇》中的“心忧恐，则口衔刍豢而不知其昧，耳听钟鼓而不知其声”“心平愉 , 则色不及佣而可以养目，声不及佣而可以养耳，蔬食菜羹而可以养口。”提出人的情绪受认知的影响。这几句话的意思是：心忧恐的时候，虽然口、耳、目、身接受了美好的外界影响，也不感到愉快；心平愉的时候 , 虽然口、耳、目、身没有享受美好的供养，也可以心情愉快。指出人要有正确的认知，保持良好心态。
《尚书》中的“直而温，宽而厚，刚而无虐，简而无傲”意思是正直坦率而又温文尔雅，胸怀宽广而又庄严谨慎，刚正勇敢而又不以强凌弱，简洁明了而又不妄自称大。要人培养自己的良好个性，现代心理教育中的“个性教育”与此相对应。《老子·道德经》谈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说的是要正确认识自己，与心理教育之中的“认识自我”不谋而合。《易经》指出君子“自
强不息”,“居上位而不骄，居下位而不忧”, 要求人要用辨证观点看问题和保持良好心态，也是现代心理教育中的内容。《管子》指出“止怒莫若诗，去忧莫若乐”, 强调诗词、音乐在维护心理健康中的作用，现代心理教育方法中也提出了兴趣疗法、音乐疗法。
二、古代教育思想中的心理教育思想
《学记》是我国最早的教育理论专著，其中提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 意思是统治者只有通过教育，使广大群众学习所提出的道德知识，潜移默化并经过反复实践，让道德标准变成人民的行为习惯，最后成为风气形成风俗习惯， 也就是通过学习进行品德教育的过程。“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 意思是学生有四个缺点，有的人贪多，食而不化，知道的虽然多但是没有深度；有的人学的太少知识面窄，一知半解，没有努力学习；有的人学得太简单，没有发挥出自己水平；有的人则缺乏克服困难的精神，知难而退。教师要先了解学生的心理特点和个体差异而后做出正确指导、因材施教。“ 夫乐者乐也，人情所不能免也。”是说音乐能使人得到快乐的情感体验， 为了人的美感需要，不能没有音乐。指出了音乐的美育作用。“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 “德音之谓乐”“乐章德”等意思是说，音乐是品德的花朵，音乐是品德的声音，音乐能表现人的品德。说得是音乐与品德有密切的关系，可以通过音乐教育达到德育的作用等等。
《大学》中的“大学之道……在止于至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指出了学习的目的，至善的境界就是完美人格。《大学》与《学记》都属于孔孟学派的著作，被称为姊妹篇，有许多思想观点都很相似，这里不再加以说明。
三、古代医学思想中的心理教育思想
《黄帝内经》是最早的中医理论著作，书中有言：“ 喜伤心，怒伤肝，忧伤肺， 思伤脾，恐伤肾”,指出不良情绪对身体的消极影响，是现代心理教育内容的“情绪情感教育”。“心怡愉为务”“养心莫若静，静则神藏。”指出要保持健康情绪，应做到心神宁静。“投其所好以移之，则病自愈”。要求在自己感到焦虑、压抑、烦恼时，应该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分散注意力、缓解情绪，通过自我调节达到保持心理健康的目的。“七情之病者，看书解闷，听曲消愁，有胜于服药者也”，是说通过看有益的书，欣赏旋律优美的音乐，可以消除烦闷和忧愁，比服药前效果还好，以上几点都是保持良好心态、情绪的方法。
唐代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对“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 这样解释:“古之善为医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若不加心用意，于事混淆，即病者难以救矣。”医国、医人、医病都包含在中医医理之中， 同样也包含了心理教育的观念。
四、古代诗歌中的心理教育思想
我国古代非常重视音乐教育，自宫廷到民间都很盛行。《乐记》是我国古代音乐教育专著，指出音乐能影响情感，情感也能影响音乐，书中提到: “乐者，音之所由升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意思是: 音乐是有感于客观事物才发生的，不同的刺激产生不同的音乐, 不同的情感以不同的声调表现出来, 指的是情感影响音乐。“志微噍杀之音作，而民思忧；谐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意思是: 当微弱充满焦虑的音乐流行时，人民就会产生忧心忡忡的情感；当舒畅、和谐、缓慢、平易、内容丰富而有鲜明节奏的音乐流行时，人民感到安康和快乐。明显的说明音乐对情感是有影响的。
《诗经》中说“诗者, 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 发言为诗”, 指的是诗词对意志教育的影响。
五、传统文化中的心理教育思想
“乐极生悲”，指人要及时调节和控制情绪, 避免影响身体健康。“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指人要有承受挫折的能力, 又如:“心病还需心药医”指不良情绪影响人的心理健康。还有许多以上没有提到的著名之作, 如: 《史记》、《春秋》、《淮南子》、《中庸》等等, 其中都有丰富的心理教育思想有待挖掘。中国五千年文化思想中蕴涵着丰富的心理教育思想, 西方许多心理教育思想和我国古代提出的心理教育思想不谋而合, 例如人格教育、个性教育、道德教育、情感教育、意志教育……但由于东西方哲学传统的不同所倡导的许多文化理念也是不同的, 把西方的心理教育理论完全运用到中国显然是不合理的, 挖掘我国古代心理教育思想, 从中寻找符合当代中国正确的心理教育思想, 对建设我国现代心理教育有重大意义, 是我国心理教育的理论基础, 是我们现代心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资料：http://www.nmg.xinhuanet.com/wxylibrary/xiaoli/px-xslt8.htm
第4个回答 2009-10-24
……《乐记》是我国古代音乐教育专著，指出音乐能影响情感，情感也能影响音乐，书中提到: “乐者，音之所由升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意思是: 音乐是有感于客观事物才发生的，不同的刺激产生不同的音乐, 不同的情感以不同的声调表现出来, 指的是情感影响音乐。“志微噍杀之音作，而民思忧；谐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意思是: 当微弱充满焦虑的音乐流行时，人民就会产生忧心忡忡的情感；当舒畅、和谐、缓慢、平易、内容丰富而有鲜明节奏的音乐流行时，人民感到安康和快乐。明显的说明音乐对情感是有影响的。
……
更多详见如下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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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详见如下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http://www.nmg.xinhuanet.com/wxylibrary/xiaoli/px-xslt8.htm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有哪些有关管理心理的主要观点
“顺道”,或者“守常”、“守则”、“循轨”,是中国传统管理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2.重人。“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 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必先为民谋利。先秦儒家提...
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有哪些内容?
这样就能达到"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的境界。道家"无为论"其实是最优管理原则。从正面看：无为而治主张实行开明，自由，各司其职；从方面看：无为而治是反对蛮干妄为，粗暴干涉。五. 以和为贵 "和"既是"和谐"，"协调"的意思，也有"合作"的含义。和谐是管理成功的标志，是管理追求的理想境界。...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主要包括哪些?
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极为丰富，百家争鸣，以儒家、法家、道家为代表。儒家首先提出人性本善的基本假设，进而提出仁政、德治、礼制的管理方法，最后提出要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管理目标。法家首先提出人性本恶的基本假设，进而提出法制、刑治的管理方法，最后提出要达到崇君权和富国强兵的管理目标。道家首先提出人性...
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如何影响现代企业管理?
道家: 道家关注自然法则与内心调和，如老子(73-81)主张无为而治，庄子(未给出具体章节)提倡顺应自然。墨家: 墨家注重公平与实用，墨子(83-99)倡导兼爱非攻。法家: 法家以严明的法规推动管理，如韩非子(111-120)强调法治。兵家: 兵家如孙武(123-136)的《孙子兵法》, 提供了战略和决策的指导。纵横家...
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有何指导意义?
在深入理解中国古代管理心理的智慧中，作者通过管理心理学的视角，揭示了中国传统管理文化的五大核心理念：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以和为贵，中庸之道，以及无为而治。起始于先秦时期，作者对这一时期的儒家、道家、法家、兵家、墨家等管理思想进行了详尽的梳理，尤其是对董仲舒和刘劭等杰出人物的管理心理理论...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代表人物和其观点
一、古代的重人思想 中国古代以儒学为主流的诸子百家，在论及为政、治民、兴邦、创业等问题时，十分推崇人本主义，表达出了丰富的尊重、关怀、爱惜人的思想。 古代的重人思想是通过对人与自然物的比较，对人在社会发展中的能动作用的认识而不断完善的。这一思想最早体现在孔子对天命、鬼神等超自然物的...
理解中国古代管理思想要点的主要内容
1、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治生学。治国学适应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管理等方面。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
请列举我国和西方早期管理思想及古典管理理论
《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是古代军事管理思想精华的集中体现。3、科学管理理论 泰勒 科学管理 （Scientific Management)的创始人是弗里·温斯洛·泰勒。泰勒的科学管理，是针对传统的经验管理而提出的，其...
这样正确认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以及影响
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 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从这一角度看,“...
中国古代管理心理学思想在现代管理中的应用及发展如何?
中国古代管理智慧，如孙武在《孙子兵法》中的“道”理念，强调领导与下属意愿的协调，这是管理心理学的核心原则，至今仍具有深远影响。关于人性的讨论，荀子主张人的基本需求，孟子则强调人的善良本质，这些哲学思想被纳入管理心理学的视野，古籍成为国际上培养管理者的重要教材。然而，管理心理学的诞生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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